<p>汇报人：XXX时间：202X年X月从“意思”到“意味”—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p><br><p>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呈现出似乎无限多样的意义。这一方面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典的魅力和本质，因为任何真正的经典不仅要能抓住“问题的根本”，能打动人，而且在意义方面也是开放的，“总是拒绝定论性解释”，向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得不经常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提的方法和出发点，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的几乎所有争论和分歧都与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的不同有关。作为这一问题的反映，一段时期，人们纷纷提出“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出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从马克思走向未来”等不同观点，表达着各不相同的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意思”和“意味”的不同，亦即“意思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不同。前者更多立足马克思思想本身，坚持一种历史的方法，后者则更多着眼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坚持一种现实的出发点。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体现的返本开新实质，仍然是当下需要辨析和自觉的一个问题。前 言</p><br><p>目录</p><br><p>作为“意思”的马克思的思想</p><br><p>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具有客观性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倾向。这种倾向更多把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客观存在，强调“回到马克思”及其历史本身，突出对马克思思想及其历史文本的“文献学研究”“文本学研究”“版本考订”乃至“编辑学研究”等。作为一种学术追求，这种倾向和旨趣“是面对着一种已成为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意思是什么”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确证着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知识性存在的本质。一：作为“意思”的马克思的思想</p><br><p>事实上，“回到”这一行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回到马克思”也不是一种新的方法诉求。反观人类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回到”的事实，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都受到了后人所谓“回到”的尊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源于思想家之思想的魅力与深刻洞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源于人们对于“事情本身”和“回到事情本身”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坚信作为认识的对象，只有“面向事情本身”，从原初的文本出发，对于伟大思想的理解、继承和发展才真实可靠。此外，“回到马克思”还基于对以往误读了马克思的认知前提。具体到我国学术界，还有着特殊的背景，反映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进展。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很长一段时期，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牢牢统治着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1)“回到马克思”的语境源起</p><br><p>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客观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状况，对于促进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这种教科书体系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相适应。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高清海为代表，学术界就开始从不同方面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随着这一批判过程的不断展开，人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也出现了诸多分歧和论争。如围绕辩证法的问题，出现了“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以及“主体辩证法”等分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的唯物主义”等争论。在这种分歧和争论中，为了实现对旧有教科书体系和其他不同观点的批判，为自己的立论找到理论原点，学者们把目光投向马克思思想本身，聚焦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对其进行“版本考订”“文献学研究”和“文本研究”等，力图通过这些研究，在所谓“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中面向马克思思想本身，从而确证自己的立论，并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有自己的话语空间。由此，也就形成了除受西方“马克思学”影响之外，中国“马克思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回到马克思”的语境源起</p><br><p>“回到马克思”的根本旨趣是确立当下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具体则体现为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追问马克思思想的“意思”，因此，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看成以马克思思想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学”。(2)马克思思想的“意思”本质首先，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在无限绵延的时间之流中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存在就意味着它只能同它所属的那个时代一起才能存在、才能被理解，即必须与同属于它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以及同属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一起被理解。客观存在则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本质，这种确定性作为一切知识的前提和基础，“它是否在”“如何完成自身的在”和“以什么方式在”等都与认识主体无关、与解释者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无关，也与现实的实践无关，在就是在着，没有任何在世牵挂的在着。正是因为马克思思想在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中的客观存在，才成就了所有“回到马克思”观念的本体基础，也成就了马克思学的可能性前提。虽然按照怀疑论的观点，怎样回到、谁能回到甚至能不能回到都完全是不确定的。</p><br><p>(2)马克思思想的“意思”本质其次，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能以“意思是什么”的思维方式追问的知识性存在。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是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指的是人们的信仰与所信仰的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一种关系。作为知识，首先一定能以“是什么”的方式被提问，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也必须能够以一种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和“意思是什么”的方式被回答。这种回答是明确的，不是含混的；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是有限闭合的，不是无限展开的。“回到马克思”坚持的正是这种知识论的思维，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知识”，看成具有完全确定性的存在；或者通过文本学的研究方式，或者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方式，以近乎经院式的考据精神，去发现关于马克思思想所应该坚持的能够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明确的，相对于马克思思想自身，它一点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在这里过度诠释与诠释不够一样是被坚决反对的，海德格尔的观念“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是被坚决拒斥的。</p><br><p>(2)马克思思想的“意思”本质最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文本为本的对象性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即哲学”这一观念通常也被理解为“哲学就是哲学史”，以说明有关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恩格斯把学习以往的哲学作为理论思维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的根本方法，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无论是哲学的哲学史特质，还是理论思维锻炼的根本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马克思思想作为“意思”存在的合法性与意义，而作为“意思”存在的马克思思想，则主要存在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文本”之中。因为作为思想研究的对象与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一般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性的存在，一般为各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物，因而主要体现为基于经验的研究。而思想则主要体现为思想家的“言说”，包括著述、演讲、论辩等，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思想家“言说”的研究，即对“文本”的研究。因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文本就是言说最主要的承载者，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特别是早期历史上的思想家尤其如此。这意味着研究思想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文本的“倾听”，体现为以文本为本的“文本解读”，同样，马克思思想也是以文本为本的对象性存在。</p><br><p>作为“意味”的马克思主义</p><br><p>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对于马克思思想“意思”研究的学术化和科学化旨趣，现实的实践则是马克思之后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态度。这种态度的依据是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把实践看成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实践性的存在，而不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这种态度立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现实性意义，也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永远在世性。不同于其他相对客观化的学术研究，人们很少能离开现实的实践和实践的现实，离开表现时代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纯粹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不只是一种“意思是什么”的追寻，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意味着什么”的追问。二：作为“意味”的马克思主义</p><br><p>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明确坚持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单纯的知识性存在和抽象化教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价值、方法论意义及人类性特质，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明确表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更是直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样态，实际上也都是对其时代现实实践的反映与关照。具体说来，一方面是源于现实实践的需要，是对“时代的口号”的解答；另一方面又是现实实践的理论升华，历史具体与现实实践的不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样态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不同发展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外，在西方也形成了各种不同样态的马克思主义。（一）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p><br><p>如果从大的历史方位来看，20世纪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是依据当时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命运和策略问题，为无产阶级确立的新革命观和制定的新革命策略。20世纪中期及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是面对当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或物化的生存困境问题，对人类自由和解放新途径的探索。如果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来看，卢卡奇基于当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的重要性，确立了意识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地位。葛兰西则基于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对社会和国家具有强力支撑的特质，提出了必须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观。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对人的全面奴役和统治，确立了文化批判理论在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自由和非人道的生存境遇出发，以人的自由的形而上本质和生存论维度为坐标，建构了历史人学理论。至此，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一）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p><br><p>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立场，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意味”存在的必然性与意义也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二）马克思主义的“意味”首先，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的是丰富可能性。知识的内涵在于相对的确定性与可能的有限性，亦即知识的“真值函项”相应于一定的逻辑和“自变元”总是确定的，它所包含的意义也是有限的。而思想的内涵则在于丰富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亦即真正的思想是没有所谓“真值函项”的，因为它并不符合演绎意义上的必然性逻辑，当然也就没有真值函项意义上的“应变元”。莎士比亚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表达的不仅是文学艺术所包含的无限可能，也是对思想的“意味”之张开性意义的深刻说明。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也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p><br><p>（二）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思想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则源于实践的多样性与不断延展，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丰富可能性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源于人类丰富多彩不断展开的实践内容和形式，源于不同地域和时间中存在的多样性实践。“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恩格斯深刻指出了时间对于人类理论思维的意义，同时也阐明了空间对于人类理论思维的意义，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时间通常创造着人类活动的另一种空间，而空间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时间、空间、实践等的多样化与不断延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丰富可能性，也意味着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p><br><p>其次，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的是永远在世性。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力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常用论据。抛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否定者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缓和、主要矛盾的消解，以及无产阶级的“有产化”等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条件的变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及当代价值，实质是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世的“意味”，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性存在，仅仅归之为他所属的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众多思想家都从不同层面有力证伪了这一观念，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在世特质。比如萨特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詹姆逊也明确指出，指认马克思已经过时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扩充它”。（二）马克思主义的“意味”</p><br><p>德里达则强调，“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的无穷“意味”，而且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本质也在根本上确证了其开放性及永远在世性。这种在世性不单是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也不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而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照的问题是非时代性永恒的人类性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更是关于整个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整个人类的解放毫无疑问是与人类存在相始终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足的实践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旧人类实践，而是处在现实时代中人们正在从事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体现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永远在世的不断发展。（二）马克思主义的“意味”</p><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