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好“六个克服”中深度推进“第二个结合”（上）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和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界对“第二个结合”反响强烈、积极回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第二个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利于把握文化安全主动权，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交融共进。不过，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只有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克服两者结合的难度、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难解、克服两者结合面临的内外张力、克服两者结合过程的复杂艰巨、克服两者结合的人才隔阂等难题，才能有力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两者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属性、精神气质、逻辑体系、方法路径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显著差异，给“第二个结合”带来一定难度。

　　（一）时代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立足近代欧洲科技进步和启蒙精神，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是全球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较为内敛，主张“内圣外王”。两者虽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鸦片战争失败，才使国人对科学技术重要性有痛切感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实现了从斥之为“奇技淫巧”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而“赛先生”（科学）则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先进分子的鲜明旗帜，这反映了世界进步潮流。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要求以集体实践方式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代表着欧洲科学精神的精华，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轻视和匮乏的精神食粮。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有多少种分支、流派或思想体系，都注重主体心性或精神，强调内省、顿悟，过于强调伦理教化、德行修养的主动性或积极作用，具有心性智慧的特质，即“内圣外王”，缺乏区分主体客体的哲学思想，不重物我之分，忽视科学技术，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国统治者注意力总放在宗法等级及其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上，即对人的治理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服务于专制统治的道统体系，经两千多年强化后更加根深蒂固。

　　李大钊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大家族制度，形成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等纲常名教和专制主义政治，“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钱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差异，结论却是：仁是心性之内核，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创造了人类文化这一长生命，仁心缔造了文化的历史向度；唯物史观着眼于“物”，见“物”不见“人”，无法彰显“人”的价值，正是因为以“唯物”眼光看待问题，导致了很多社会弊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唯物”的西方文化不适合“心物一体”的中华传统。固然，钱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流于浅表化等缺陷，但唯物主义经教条主义简化后，虽便于宣传，但扰乱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进而折损其推动民族化历程中的超越性、创造性和理想性维度，而钱穆正是基于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才进行了上述“自卫式”反击。

　　事实上，真正促成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与其说是“物质”观念，还不如说是二者对“社会、革命、实践”原则的共同认同。虽然钱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与马克思本人原意（“学术”马克思主义）有出入，但不能否认，这种出入与通行版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关系。对此，一定要缩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差距，让思想文化宣传与科研、实践良性互动，从而保持高度一致，否则，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容易流于口头，导致“两张皮”，即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这启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高新科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要注重内心世界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的革新完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积极构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把握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