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抉择无悔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官，切实把各级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搞坚强，争做听党指挥的明白人、备战打仗的领路人、整风整改的带头人、抓建班子的责任人。提出这“四个人”，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有效深化，是不断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教育活动引向深入的有力举措，必将为建设全面过硬的装检作战基地提供新的能量和新的动力。经常讲要做个明白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明白人呢？我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它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懂道理的人；另一个是头脑清醒见识广泛的人。从这两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给“明白人”做个归纳，“明白人”即，懂道理的人、头脑清醒的人、见识广泛的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明白人，是特指忠诚于党听党指挥的明白人。讨论如何做好这个明白人，我感到，首先要弄明白忠诚这个核心问题。一、追溯本源探求内核，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忠诚的宏阔内涵什么是忠诚？诸葛亮有一句名言：“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意思是说忠诚和人的关系就像鱼和水，鱼离开水会死，而人没有忠诚则很危险，只有坚守住忠诚，才能成就事业、立志扬名。从词义上说，“忠”，就是崇敬和恪守；“诚”，就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忠诚”就是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起点和本源，同时也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道德赓续。首先，要明白忠诚是一种血脉传承。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自从有了历史记忆，忠诚的血脉就一直充盈不辍。从炎黄继位到周公吐哺、从卧薪尝胆到苏武牧羊、从魏征死谏到岳飞抗金，再从先忧后乐到苟利生死。每一段历史记忆都闪烁着忠诚的光芒。《三国演义》我想大家都看过，蜀汉“五虎上将”之首的关羽，就是忠诚的化身，人们把他称为“武圣人”。据资料显示，在中国，虽然供奉孔子的庙宇很多，但供奉关公的庙宇数量却远远多于孔庙。关羽本是一个普通的凡人，生前的职位也只不过是个将军，他的封号“汉寿亭侯”，也仅仅是一个“乡镇级别”干部待遇。但为什么在他死后却声名鹊起，被历代帝王奉为“义炳乾坤”、“万世人极”呢？我想，关羽之所以被历代塑造，为后人崇拜和敬仰，最重要的就是他具有忠诚之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忠心早已随着铅铸的文字，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历史传承的“举旗人”，在延续忠诚血脉的历史洪流中始终挺在最前面。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国防大学刘亚洲将军写的，讲的是一则长征中的故事，我看后非常感动。红军在翻越最高的雪山时，有很多同志因为缺氧和劳累牺牲了。有一个被雪堆掩埋了的红军战士，后面的队伍发现时，他的一只胳膊直伸在雪堆外，他的拳头攥得很紧。大家把他的手用力掰开时，发现他手里有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字数很少，加上数字只有16个。但就是这短短的16个字，体现出刘志海这名红军战士对忠诚的深刻理解。我想，不经历那个艰苦年代的人们，可能永远也不可能体悟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迸发出的精神“能量”是我们必须要研究和追随的。到今年，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4年的光辉历程，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的中华优秀儿女数不胜数，战争年代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和平年代拼命治沙丘的焦裕禄，新的历史时期一心为打赢的杨业功，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基因，都在用实际行动构建着忠诚“图谱”。其次，要明白忠诚是一种文化标识。中国的文化是以“孝”为原点展开的，而“忠”就是其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著名的经典《孝经》就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中国几千年来，以孝治天下著称，故此培养出了不少“忠臣义士”。由此，也奠定了“忠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支柱地位。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京城开封失陷，徽、钦二帝被俘。岳飞在国难当头之际，立志要恢复中原。岳母看到国家沦亡，心里十分悲愤，为教儿不忘靖康之耻，特在岳飞的背上用绣花针刺上“精忠报国”4个字。岳飞带着母亲的重托，率领善战的岳家军英勇杀敌，最终成为一代民族英雄，彪炳史册。至今，在杭州西湖还有一座岳王庙供世人瞻仰。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对“忠文化”的诠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他在青年时代曾有段名言。这段名言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想，只有读懂这段话的人，才会真正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忠义气节，只有用心体会无数先辈颤动的心灵，才会真正感悟出忠诚的深刻涵义。再次，要明白忠诚是一种人生高度。天下忠义之士，总是会万古流芳，而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座座丰碑和一个个高地。而忠诚之所以成其高，就在于它伟岸的挺拔让人敬仰。西方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得出过同样的结论，他的人生需求层次论就指出，人生最高的境界并不是物质享受，而是人生价值得以真正实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忠诚应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爱国情怀；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不悔选择；应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追求。而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彰显了一种崇高，那就是信仰。《忠诚与背叛》是一本讲述红岩故事的历史小说，所彰显的正是这种忠诚信仰无坚不摧的力量。书里面有一个人，叫刘国鋕。我觉得他就是忠诚信仰的典型代表。他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富贵之家，为了自己的信仰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学毕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去艰苦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被捕之后，他受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他始终没有变节。他先后有四次可以出狱的机会，可是他先后拒绝登报退党、写检查。第四次面对跪在身前苦苦哀求的大哥，他依旧拒绝在认错书上签字，终于放弃了最后的求生机会，而英勇就义，时年28岁。为了人生的信仰，可以奉献生命、奉献所有，至死不悔！先烈们用生命维护信仰，用行动诠释了“忠诚”的含义！二、忠诚于党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内在要求，是革命军人的最高行为准则，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反复验证得出的绝对结论我军是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忠诚于党是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党的意志就是军队的意志，党的方向就是军队的方向。人民军队的光荣与辉煌，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永远忠诚于党，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一）没有对党忠诚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从党的革命历程看，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军革命建设的基本经验。1927年秋收起义后，部分部队出现了逃兵。到达三湾当晚，毛泽东果断主持召开会议，进行了闻名的“三湾改编”，至此，“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制度正式确立。班设立党小组、连设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延伸到了最前沿、最基层。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写道：“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让党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80多年的军史上，解放军队伍中少有“叛将”，从无“叛军”，没有一个连以上成建制的部队被拉走。张国焘变节后，不仅原来属下的干部不跟他走，就连他自己已经带到武汉的警卫员张海也和他划清了界限。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也没有能够带走自己的警卫员。反观前苏联，由于苏共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在“8·19”事件中，有的部队按兵不动，有的部队阵前倒戈，致使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苏共捍卫者最终成了它的掘墓人。实践证明，忠诚于党、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红色政权永不变质、人民军队永葆本色的根本保证，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核心的是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归于军队的最高统帅，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重要制度，对于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牢牢掌握军队最高领导权指挥权，具有根本性决定性作用。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全体官兵都必须坚定维护这一整套根本原则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二）没有对党忠诚就没有人民军队的发展。军队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军队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党的旗帜正确指引的结果；军队的光荣与辉煌，都是与党的旗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军87年来，不论是解放民族，还是捍卫国家利益；不论是参加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冰雪灾害，还是支援地方建设，人民军队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做出多大牺牲，都坚决完成任务。正是听党指挥，绝对忠诚，我军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迅速发展成为今天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能实施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正义之师”。2013年，习主席在广州战区部队视察时强调：“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还指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等等。习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升华了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原则，为我们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打开了新的视野，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忠诚于党是推进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没有对党忠诚就没有应对复杂局面的定力。目前，国家和军队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更加突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日趋凸显，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有增无减。从国际看，我国长期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渗透破坏，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和阻力日益增大。兰德公司有个教授曾毫无掩饰地说过，对付中国比对付苏联难多了，我们仅用了“西化”、“分化”这“两化”就搞垮了苏联，但要搞垮中国，光这两个“化”还远远不够，最少要再加上“四化”。哪“四化”呢？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党政干部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腐化，把中国的领袖丑化，让马列主义在多样化意识形态下融化。加上最近几年西方叫嚣的“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加起来就有“八化”。兰德公司这个教授的话，表明了在新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加大了对我进行策反、侵蚀的力度。去年香港发生的“占中”事件，就是被西方敌对势力操纵、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香港版的“颜色革命”。另外，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争议、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尚未完全解决，个别国家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不断挑战我国安全底线，周边安全环境的变数在不断增加。从国内看，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内外勾结，对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局面构成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面对这些新情况，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的一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守政治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事关党、国家和军队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毫不含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忠诚于党”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来述的原因，也是习主席为什么把“听党指挥”作为强军目标第一条的原因。（四）没有对党忠诚就不会有绝对纯洁的坚强党性。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什么是坚定的党性？这个我们无法用具体的指向来证明，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忠诚度”来衡量。这方面我们从开国将领张国华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任务随即下达给了西北局。但西北局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为由婉拒了这一命令。毛泽东看到电报后很不高兴，随即指示：任务由西南局完成。刘邓部队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中央既然已经下达了命令，就得坚决执行。但是让刘伯承和邓小平为难的是，到底应该选谁去确实有些头疼。因为命令下达前，西南局各部队已经按计划开往各自“封地”，等待他们的将是充分享受革命“果实”。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某某立即开赴西藏，恐怕许多人都会想不通。刘邓考虑很久，决定调自己曾领导的二野一个军去承担进藏任务，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该军军长不愿进藏，理由是身体不支。僵局一旦出现，往往很难打破。此时，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但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一推再推。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接到刘邓的急电时，张国华正在赴接管富庶川南的路上，他已经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张口就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接着说：“某某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张国华回答：“坚决完成任务！”就这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彰显出张国华对党忠诚的坚强党性。但忠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进藏途中，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未到西藏就与世长辞。进驻西藏多年后，张国华本人也因长期高原反应，于1972年去世，那年他尚不满58岁。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党忠诚就是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这是甄别“亚忠诚”“伪忠诚”的试金石。忠诚于党、听党指挥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用行动来体现，以行动来检验。这方面，张国华无疑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