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上讲台”的缘起

——持续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继承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开展了“领导干部上讲台”实践并推动其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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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学员上课。

“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动因

办好干部教育，关键在教师。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就是师资紧缺。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之初，第一期招收学员240人左右，而“全校只有三个教员”，“必需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员等都贫乏得不堪言状”。

1938年，曾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在为纪念抗大诞生两周年所写的《“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员困难吗？但我们却有了更好的教员，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抽出了不能抽出的时间亲自来给我们教课，我们的第一期学生，可以说就是他们所亲自教养出来的。”

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的讲话中亦强调：“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该决定一开篇就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员质量，“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这表明，延安时期“领导干部上讲台”，并不单纯是干部教育大发展背景下解决师资匮乏问题的策略性选择，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建党初期，任课教员基本上是早期领导人

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于1925年10月创办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是党的历史上最早创办的党校之一。罗亦农任校长，“任课教员基本上都是1924—192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创立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采用的领导干部授课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1年，苏区中央局党校成立，时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亲自担任校长，并给学员讲授党的建设相关课程。1933年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该校的许多课程都由中共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负责人讲授，如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刘少奇和陈云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成仿吾讲授“政治常识”等。其他课程如“苏维埃建设”，则由中央苏区有关负责同志讲授。总之，开哪方面的课程，就由相关方面的党、团负责同志授课。上述“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实践探索为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重要经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1月，中共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复校，后来又多次迁移，多地办学。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除选派在延安的著名学者如艾思奇、杨松、何干之、王思华等到校任教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莅临学校作报告，围绕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比如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作题为《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报告；1936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群众观点的讲话；等等。

把“领导干部上讲台”上升战略高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多所不同类型的干部院校，这些干部院校基本都沿用了“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教学模式。

例如，陕北公学充分利用学校驻地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方面经常邀请中央领导人讲授时事政治课，“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就到陕北公学来做报告，帮助学员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地方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参与教学，如在“民众运动”“政府工作”等课程中，“请关中分区专员、县长等来分校作抗日政权工作的报告”，实现了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的密切结合。

再如，在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多为兼职的”，“洛甫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而在“教员大部分是各机关兼职工作者”的中国女子大学，则“经常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给她们作各种专门的报告，这等于是她们的巡回教师”。

毛泽东高度重视“领导干部上讲台”。他不仅率先垂范，亲自到延安各学校授课，而且大力倡导这一做法，提出政治局委员都应到各学校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