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时代价值

——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深刻启示，和合共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交流互鉴是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精神指引。

　　一、和合共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把“和”看作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完美秩序，和平、和睦、和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状态。《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法则，“和”是世间共同遵循的规律，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能和谐运行、各安其位，万物就能生长发育、并生不悖。这段话中包含着深刻的“守中致和”思想：“守中”不是一成不变、静止不动，而是以“中”的立场守住大本大源的主体性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外部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和差异的运动转化，最终达致和谐统一的完美状态。当然，和平、和睦、和谐的状态也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随着事物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冲突，打破原有的平衡稳定，我们又需要运用智慧和力量推动秩序回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此不断调适，循环往复，现实世界就在人的努力创造中，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实现了发展进步。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深深印刻在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中，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形成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等一系列人我关系的基本法则。

　　中华文明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由此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养护自然、视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态度。古人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首先就是要求人类的生产生活要遵循“天道”，顺应“天时”，要根据自然规律来调节人类的活动。《论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说孔子捕鱼只用钓竿、不用渔网，猎鸟时不射归巢之鸟。这表明，古人早就认识到，大自然并不是人类予取予夺的对象，人类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以仁德之心尊重、爱护天地间的万物生灵。这种对于自然的尊重、爱护，使得中华民族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生活中尤为重视自然的可持续性，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人与自然本为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善待万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之道。

　　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中国人把这种对待自然界的敬畏、爱护、克制态度推而广之，应用于处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我关系。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追求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视世间所有人为同胞同类，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社会的成员，要求彼此之间要“讲信修睦”，友好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要尽最大的努力熄战止争，“化干戈为玉帛”。在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和挑战之时，也尽量不以武力征伐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样，在更为复杂多歧的国际关系领域，也强调要秉持“天下一家”的胸襟气度，坚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努力建设一个和合共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是刻写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凝结升华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这就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