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的一项伟大创造。

前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的一项伟大创造。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伟大奠基者，那么邓小平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本文着重论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理论以及他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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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第一人[ 第一部分 ]

邓小平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第一人 邓小平长期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毛泽东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时，是将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崇高威望，特别是在全面整顿期间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连周恩来在做最后的手术时都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邓小平这样出众的能耐，在当时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十分罕见。邓小平1977年重新复出后，由他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已成众望所归。但无论大家怎么强烈呼吁，他都一次又一次婉拒了。他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仅此，就足见邓小平的伟大！

邓小平曾十分动情地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无限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在土地革命时期，他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的左右江红色区域是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他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成为全国抗战后期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中，他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两大战略决战的总前委书记，为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立下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显示出能武能文的卓越才干。毛泽东加以夸奖：“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2年，邓小平调至中央任政府副总理等要职；1955年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负责筹备党的八大，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

　 在旧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他亲自起草宪法，确定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构筑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确立起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后来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对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走出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独创性探索。1953年始实行“一五计划”，迈开了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工业化、现代化步伐。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我们党对“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即“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1956年和1957年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要求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期相比名列前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研制出“两弹一星”等高精尖产品，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参与了这些艰难曲折的探索。

毛泽东是擘画“四个现代化”蓝图第一人。 1964年底，经过他审定的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公布了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个蓝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小平提出并报毛泽东同意，确定报告为三五千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把1971年8月周恩来本人主持起草的“报告”提纲写的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作为重点。邓小平亲自拟写了几段话，其中一段有一千多字，重申1964年提出的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成为在特殊年代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和走什么样道路的选择。1978年10月，邓小平指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后来，他还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和人民生活等方面落后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坚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明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大政策。同时，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一批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由此形成了邓小平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地位。这次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家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虽然不是党和国家第一把手，但这不妨碍他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运筹帷幄、集思广益，拍板决定党和国家的一切要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也与那时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有密切关系。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谈到乘新干线高铁到达京都的感受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亲身感受到广大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回国后，邓小平一直思考中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1979年3月下旬，他先是对来访的英国人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这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讲话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在本月底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在讲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年10月上旬，他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道：“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后来开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目标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同年12月上旬，他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背景情况。由于他参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有长期考量，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简明理念，并赋予其初始内涵。我们不能不敬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

邓小平开启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伟大进程[ 第二部分 ]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伟大进程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不仅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第一人，而且团结带领党和人民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开拓者。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他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自党的十二大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比较长时间成为规范性表述。

　 邓小平为什么不继续阐发“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理念，而更多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笔者认为，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通俗的形象说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定位性的规范语言。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即指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二个战略步骤，邓小平将其概括为“小康之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这个目标的实现期限从1979年底算起，充其量只有20年。这以后进入21世纪目标是怎样的呢？这个初始内涵没有涉及，但作为总设计师的战略家不能不思考。第三，邓小平已开始萌发21世纪的前瞻构想。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前10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说：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是达到小康水平，国家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的这个考量也与他知悉的毛泽东在1962年1月讲的战略构想不无关系：“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显然，1979年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个内涵已容纳不下。第四，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两个概念应作一定区别。它们同根生，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主要指上述到20世纪末的目标内涵，后者则是指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战略目标更长远、宏伟。这两个概念，邓小平后来都没有常用，但并没有放弃。没常用的考量不完全一样。前者与其初始内涵有关，后者则可视为“儿时的小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正规学名。这也可看作简称和繁称之别。两者无疑可通用。本文论述这个问题时尊重历史习惯。那时，人们既然比较习惯用繁称，他本人讲得多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就用此概念来表述。

开辟道路、理论先行，清障破篱、规划格局。邓小平披荆斩棘，首先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当年，对于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主要有五大“利器”：一是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十分尖锐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重要讲话，被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不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动员。

二是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 1979年春，极少数人掀起一股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次年，他还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一贯立场，但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邓小平首次提出，因而具有新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三是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最重要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是革除各种弊端的关键。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要“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篇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也是指导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