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成效与启示

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

　　延安时期是党的纪律建设系统推进、党纪教育全面展开时期，对我们今天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主线

　　政治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纲”，是贯穿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始终的一条主线，其首要任务是教育全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分裂行为，以及王明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破坏中央权威等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1月6日，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党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并且强调了从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原则。

　　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建议全会把三个决定“发出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党中央通过在全党、全军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运动以及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教育，最终纠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王明的“左”、右倾错误，不仅使全党全军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在党的七大上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向中央基准看齐”，达到了“两个空前”：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组织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核心

　　组织纪律教育是党纪教育的“根”，是延安时期纪律建设、党纪教育的核心，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做到“四个服从”。当时，针对党内存在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不断增强党性锻炼，严格遵守“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使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1942年，中央组织部选派十多名干部赴敌占区工作，有7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拒绝服从组织决定。为了增强党员干部党性，强化服从组织决定的纪律观念，9月，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撰写了《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一文，指出要通过加强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和组织决定讲价钱。10月19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对公开拒绝分配的7名党员给予纪律处分，同时对勇于接受工作的9位同志予以奖励。

　　此外，刘少奇、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还多次通过写文章、作报告、讲党课，教育党员、学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把服从党的利益，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作为“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测量党员党性”的主要内容。

　　1945年5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能以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作为服从的条件。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新的表述，沿用至今。

　　廉洁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纪教育的防线

　　延安时期，为了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防止滋生腐败现象，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廉洁纪律教育，多管齐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一是教育导廉。延安时期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案例警示教育与模范榜样教育相结合，提高了党员干部追求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内在自觉。

　　二是惩腐促廉。坚决惩处腐败，以惩促教，是延安时期廉洁纪律教育最有效的手段。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指出“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如肖玉璧作为老红军，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但是，他在担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倒卖物资，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解放日报》发布消息和评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