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

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笔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一文中讲道：“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基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我们尝试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特指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文化传统、庞大人口规模和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发展的新形态。

新发展的“本质论”

从“中国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本质上就是发展的学说。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系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理论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发展的前提和路径，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基本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搞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要保证发展的效率和活力，不能阻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其实发展社会学或发展经济学并非从未考虑过发展的本质问题。把“发展”的概念与“增长”的概念加以区分，也可以说是某种对发展的本质的思考。有关发展理论的教科书通常把“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区别作为导引，认为“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人均产值的数量提高；“发展”则指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后来，库兹涅茨扩展了增长的含义，把能够带来结构改进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

把“增长”和“发展”区分开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1950年至1973年，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曾被称为“拉美奇迹”。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这个发展的本质问题，“拉美奇迹”后来演变成“拉美陷阱”，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学者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展开思考，提出“增长的极限”那样的警世恒言，主张“有限的世界”和“无增长的繁荣”。

当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这也是一个涉及发展的本质问题、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需要在学术层面深入讨论，使其不仅成为实践的指导，也成为类似“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新发展的“阶段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高收入国家阶段。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清醒认识，经常容易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错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我国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发展的阶段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此后，这个分阶段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和细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两个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深化了新发展的阶段论。

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理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实践引领作用，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新发展社会学的“阶段论”也具有其普遍意义，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长期发展战略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领导人更迭带来的战略“折腾”会让发展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对发展阶段转折点的关注和把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根据阶段性变化进行动态的政策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