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挎包精神

薪火相传的农信精神之源

导  读

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农信史，也是一部中国农信薪火相传的精神史诗。第一代农信人在实践中形成了“大挎包精神”，其后，一代又一代农信人始终坚持学习、践行、弘扬和发展“大挎包精神”，“大挎包精神”已经成为农信系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险阻、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红色根脉、基因密码和精神食粮。

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农信史，也是一部中国农信薪火相传的精神史诗。

农信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始终不变的是一代代农信人薪火相传的农信精神。其中，发源于山东农信的“大挎包精神”对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

回顾农信社的创业史、发展史和改革转型史，第一代农信人在实践中形成了“大挎包精神”，其后，一代又一代农信人始终坚持学习、践行、弘扬和发展“大挎包精神”，“大挎包精神”已经成为农信系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险阻、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红色根脉、基因密码和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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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东农村金融展览馆陈设的李金玉“农金挎包”。

“大挎包精神”的事迹原型

“大挎包”成为农信人的代名词，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李金玉。1906年，李金玉出生在山东省原苍山县（兰陵县）下村乡东涧村一个贫苦家庭，1944年2月入党；1954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信用社工作，历任涧村信用社（小社）主任、下村信用社（大社）副主任。李金玉从事农村信用社工作27年，每天至少要跑四五十里山路，爬四五道山岭，过六七条河沟，绕过一座水库，围着八个大队的十六个山庄转。当地群众用“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步一拐弯儿，步步踩到石头尖儿”来描述当时的路况。27年中，他服务百姓走过的路加起来，比绕地球三圈还要多。

李金玉不仅动员社员存款，帮助辖内的生产队和社员解决搞副业、添农具、买猪、买粮、治病和修房屋等急需资金，使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让社员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还百事管、百事揽、百事通，代公社发通知、发放救济款和烈军属补助款，代供销社门市部提货、送货，代邮政局捎信、送报，给生产队操办农具、种子、牲口和草料，给社员办理婚丧嫁娶、赶集上店和请医抓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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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金玉（右）深入农户征求对信用社的意见。（山东农村金融展览馆馆藏图片）

李金玉每次进村入户，身上都背着一个大挎包，所以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大挎包”。“李金玉、大挎包，有钱朝里存，用钱往外掏”已成为当时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一首民谣。

在实际工作中，李金玉开创了“三勤、四上门”办社经验，“三勤”即脑勤，多为人民生产生活着想；嘴勤，广泛宣传党的金融政策，使家喻户晓；腿勤，走村串户登门服务。“四上门”即动员储蓄存款上门，兑付存款上门，发放贷款“三查”上门，催收贷款上门。后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组采访时，又总结出“一讲、二帮、三严、六上门”的基本做法，“一讲”就是大讲勤俭节约；“二帮”就是帮助生产队勤俭办社、帮助社员勤俭持家；“三严”就是严守自愿、严守信用、严守秘密；“六上门”就是存款上门拿、取款送上门、贷款送上门、还贷上门取、贷款买的实物送上门、各类服务办上门。

李金玉1959年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3年3月出席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1965年10月出席了全国劳模代表会，三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六十年代初期，全国金融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大挎包”李金玉的先进事迹从沂蒙山区传遍全国。

196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为革命办农村金融的一面红旗》，并刊发社论，介绍李金玉事迹，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李金玉活动。

小小的挎包里，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它装满了农民们生产、生活的希望，也满载着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关怀与支持。挎包已成为那段峥嵘岁月农信人的一个时代符号与象征。因此，人们都说信用社是“挎包银行”。

“大挎包精神”的深刻内涵

“大挎包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又被其后的一代代农信人所学习、践行和弘扬。其精神实质是：对党忠诚，服务群众，勤俭敬业，公私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