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

红军怎样严明群众纪律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红军开始长征后，完全是没有后方的流动作战，部队的给养保障自然比在根据地时要困难得多。纵观历朝历代流动作战状态下的部队，一般容易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但是，长征中红军打破了这个规律，成为执行群众纪律的模范。

　　长征面临全新难题

　　红军长征走出苏区进入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后，党的群众基础薄弱，群众对红军、对共产党、对苏维埃政府没有太多概念，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更缺乏了解。尤其是途经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压迫，民族隔阂日久，矛盾很深。若军民关系处理不当，不但无法争取群众，反而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北上强渡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的彝族，当时还是一个处于奴隶社会的民族。彝族人民性情强悍，部落之间常因奴隶主互相争夺土地、奴隶、牲畜而引起械斗。汉族中部分狡黠的商人利用彝族人民的朴素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则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通过这个地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红军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通过说服的办法争取和平通过。所以，进入冕宁彝民区后，就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专门发了布告，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严明红军纪律。

　　对于这种全新难题，红军总政治部有着清醒的认识。红军长征走出苏区进入白区后，途中出版的第2期《红星》报就专门发表社论，明确地告诫广大指战员：“我们困难主要的都是在于我们开始在白色区域中得不到像赤区内那样的群众的热烈拥护，甚至我们有时还会遭受到部分被欺骗群众的敌视。”因此，必须与乱打土豪与乱拿群众东西的一切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做最残酷的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行为在实现上无异于帮助敌人！

　　兵马未动纪律先行

　　基于对上述情况的认知和预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前后，颁布一系列纪律规定，统一认识，规范行动。

　　1934年10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总政治部就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向各军团、各纵队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要“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10月29日，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向各部队发布《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部队集中精力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发扬战斗情绪，坚决进攻消灭敌人；二是努力巩固部队，保持红军的模范纪律。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还专门发了一期“号外”，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在1935年4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第14期发表了题为《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的文章，强调“总政治部曾经无数次的提出，严整纪律是目前我们争取地方居民，创造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忽视了这一工作，我们就不能顺利的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5月19日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

　　1934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河南省鲁山县熊背乡草店村时，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除了宣传红军主张和宗旨，还坦诚地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

　　上下一心模范执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陆续又有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各路长征队伍都能严格执行纪律，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模范执行少数民族政策。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由秦安北上，进入静宁县以北50里的宁夏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在这里作短暂休整。红军大部队开进镇里时，老百姓因对红军不了解，大部分人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红二十五军军部刚进驻兴隆镇，就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等。军政委吴焕先主动邀请清真寺的教主、阿訇和有名望的士绅到军部来做客，指示部队大力开展民族政策教育，还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指战员们在进入回民区时，严格按照要求办事，许多连队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将没有吃完的猪肉作了处理，或送给汉族老百姓，或是抓紧时间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