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总结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揭示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培育、创造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全球化呼唤文化主体性的出场

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普及，带来了当今时代文化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原先农业社会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舒缓节奏。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是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它肇始于西方，是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普及和拓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方面，全球化挖掉了工业化脚下的民族基础，改变了原先地区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同时使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变成世界的、全球的文化，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凸显了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紧张，使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威胁。强势一方的文化往往对弱势地区的文化采取“文化殖民”，企图移植本民族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造成了文化价值冲突。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构建“挑战—应战”模式来形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基于此，全球化下文明的对话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追寻，向往着自身的文化根脉。在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下，我们要着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重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

回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失落、复归到巩固的历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原来的人类文明领先地位沦为猛烈质疑与批判的对象。近代知识分子也在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包括从器物制度层面的考察到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省。全球化文化形态间的交互激荡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局面，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一度陷入迷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华大地上找回、发展、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致力于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在这种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日益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显著特征

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拓创新的超越意识。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适合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自我意识”，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既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亦步亦趋、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要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要守正创新，对待世界其他文明要开放包容，因此其标示的是一种民族自我意识的理性化和成熟化。

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向外探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生命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这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强调人作为主体，要经常反思自身做事、做人、为学是否合乎“礼”。到了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带有伦理与志向的意味，孟子强调个体经过学习、修炼皆可成王成圣。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突出了主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提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体现主体决定了客体的呈现状态，也就是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到了近代，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思想，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是奠基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并不断得以确立、更新，同时由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所共同认可、共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