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永恒底色

——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各方追求绿色发展的权利，响应各方可持续发展需求，形成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地域面临经济落后和生态脆弱的双重难题，共建国家不仅有着合作共赢的经济目标，同样饱含和谐共生的生态诉求。随着沿线国家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增强，沿线国家内部的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和对生态环境的诉求也在上升，仍然需要在设施技术、规则标准、文化理念三个层面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确保“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

高标准打造绿色之路，增强生态效益转化能力

高标准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绿色发展为需求侧目标，通过提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增强发展韧性。

首先，巩固提升生态存量。“一带一路”建设两条路线面临不同的生态问题，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生态异常脆弱，寒冷荒漠化严重。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物种丰富，但自然条件复杂。前者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生态保护修复和统筹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后者需要在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升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能力，实现沿线地区体量庞大的生态资源的统筹管理和无缝衔接，将生态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作为前置条件进行规划开发。

其次，广泛开展生态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物质载体，绿色材料、绿色产品、绿色能源等的建成和使用，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呈现。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目标的评价体系，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生态建设在沿线众多国家生根发芽，成为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样板。比如，在非洲，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不仅可以解决本国能源缺口，同时能够为周边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在拉美国家，中国新能源汽车广泛应用于民用以及公共交通领域，推动出行方式的绿色低碳发展。

最后，持续推广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是当代以及未来各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一方面，中国在水电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利用等领域具有技术优势，可以有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相关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绿色技术。另一方面，共建国家在有效开展生态环保领域技术交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和绵延相连的地理区位为广泛开展绿色创新协同应用提供需求场景。

完善机制构建，持续推进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

面对相同的生态环境或流域问题，唇亡齿寒的地理特征需要沿线国家建立实质性的对接机制。

首先，优化生态制度环境。一方面，推进沿线国家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力的提升，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政策交流对接机制，加强与共建国家多渠道双边沟通磋商，破除区域壁垒、跨越国界鸿沟，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围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合作规划等文件，针对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绿色投资等问题形成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构建以生态板块为整体考量的规划建设、治理保护和产业布局。

其次，探索多方务实合作。提升绿色发展效率需要持续拓展规制、标准、资金等领域的多国合作，打造共建国家从点到链及面持续升级的互利共生环境。一方面，在节能环保领域，与各国标准化机构、国际区域组织加强合作，扩大各国标准互认范围，实现软联通。另一方面，在贸易投资领域，重点关注绿色投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建立相关国家绿色财税政策支持框架体系，鼓励采用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投资评级，为优化产业链布局、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生态园区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最后，防范化解重大生态风险。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国际合作框架，各方共同努力应对生态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谋求新的发展动力，扩展新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在开展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修复或开发建设中，构建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性规范。另一方面，强化源头防控，尤其是重点流域和行业的环境管控。同时，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更大范围完善环境应急预案。

加强理念引领，惠民生实现和谐共生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推动沿线国家形成广泛的共识，共享生态文明成果。

首先，推进文化语言多样性共融。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需要继续深入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的制度、政策、法律、习惯等，推动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避免曲解误读，增进理解认同。一方面，总结提炼我国生态文明话语表述，侧重于话语传播和文明解读，用生动的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成就，感染人说服人。另一方面，完善优化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传播路径，重点加强中文在沿线国家的使用和本土化发展，持续扩大中文的应用场景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