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回眸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显著优势。当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仍需要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深入。

严酷环境下保证党得以生存壮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特别重视纪律建设。中共二大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队伍，中共二大党章首次将“纪律”单独成章，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党的纪律建设有了实质性举措。这一章被中共三大、四大党章修正案所延续，而且在内容和文字规模上也大体保持了一致。

1927年，面对白色恐怖，中共五大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最重要的义务。中共五大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修正党章，专列“监察委员会”一章。中共五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此后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突出强调了这一组织纪律原则。在严酷环境下，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党就难以生存、发展、壮大。

经过建党初期的奠基和土地革命前期的淬炼，纪律严明已经初步成为党的政治底色。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直至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在与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中日臻成熟，主要表现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军阀主义行为，与王明擅自发布错误主张、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个人主义错误行为的斗争中。

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归纳并重申了“四个服从”的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虽然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四个服从”都分别有所表述，但并不集中完整，直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作出明确归纳。

毛泽东还建议制定详细的党内法规和工作规则，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根据这一意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成员以及各级党委班子成员的工作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作出严格规定。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党大力加强纪律规矩建设。中共七大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规定。此外，还首次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确立了纪律建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方针，这对于正确执行党内纪律、保护党员正当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七大党章专列“党的监察机关”一章，并明确监察机关“在党委指导下工作”，对后来确立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举措切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纪律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石。

加强纪律性是坚持革命、

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

1948年秋，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后，为了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党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提出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时，强调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可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

总体上看，“九月会议”是在决胜前夕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1948年全党抓纪律建设的一次高潮。会议强调的加强纪律性及形成的口号、决议，为全党统一行动提供了纪律规矩，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1949年6月，即将败退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总结失败原因时，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优点。其中，放在最前面的两条就是“组织严密”“纪律严厉”，第七条中则更是直接指出“执行纪律、主义第一”。同样是在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1948年全党抓纪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即加强纪律性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