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并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结合”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拼凑和机械堆砌，而是有机契合和内在会通，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辩证运动的实质，也就是使两者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实践选择的结果，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让马克思“说汉语”。这种语言层面的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以中国人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诠释。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离开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顶多是“在中国”，而不可能变成“中国的”。

　　“第二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现代转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再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甄别标准，使“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内蕴的优秀因子，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运用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的反刍和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能动建构打开了朝向未来的创新空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立场，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激发了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的生生变易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重铸了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和辩证思维，如此等等。

　　经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洗礼和激荡，古老而睿智的中华文明所内蕴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而积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重新彰显。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型，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刻启示，从而显示出它的恒久魅力。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和条件，它使我们有条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内涵和思想基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内蕴着对现代文明类型的主体民族性的诉求。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表征为文化意义上的差别。“中国”和“中华”都不只是一个地域学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概念。文化是通过历史的不断建构和演进而生成的，历史又反过来赋予一个民族以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经过5000多年文明史的浓缩和积淀，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内在根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嬗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视野和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构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背景下自觉提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创造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展开的伟大实践，必然要彰显中华文明的基本性质，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只有自觉地强化文化的自主性，才能建构起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主体性。而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第二个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及其自觉，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究竟是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为谁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语是中国，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具有鲜明确定性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