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

　　●如果说“明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的理论揭示，“达用”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发展中“怎么办”的实践明确。“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性转换，完成其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和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方面的实践方法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精辟深邃、逻辑清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实践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新时代新征程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之内在要求。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揭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特质，进行了深刻、科学的理论揭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文化属性是民族的根本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将文化推至“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地位，注重从民族主体角度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这些论述，不仅反映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追求，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历史悠久，体系纷繁复杂，内涵博大精深。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对文化结构、文化发展、文化内容等方面的考察，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实际，总结了其具体文化特征。从文化内在结构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一方面儒家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仍然与道家、佛家等处于竞争而又统一的“和而不同”的共荣格局之中。从文化发展历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迁移、因时而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不断衍化出新的文化形态，如儒学在内涵上不断被“援道入儒”“援佛入儒”而达到“三教圆融”，从冠名上历经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近世经学等的嬗变发展，体现出因时而化的鲜明特征。从文化价值取向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视经世致用、“以文化人”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具有强大文化的教化功能：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舍生取义，道家立足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佛家基于因果关系突出诸恶莫作以导人向善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皆以文化人、经世济世为最终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造与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特质的上述科学论述与深刻理论揭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如果说“明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的理论揭示，“达用”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发展中“怎么办”的实践明确。“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性转换，完成其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和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方面的实践方法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忽视其指引的方向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才能进一步在时代发展中做到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