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

全球生态危机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工业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推动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普及，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飞跃式提升，人类物质需求得到极大丰富满足。然而，在以资本无限增殖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相互交织影响，导致人与自然间冲突不断加剧，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三大环境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已向人类发出红色警告，全球气温将会在2030年上升超过1.5℃。全球温升一旦突破1.5℃阈值，会触发多个气候风险临界点。《柳叶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相当于全球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上估计有800万种动植物，其中有100万种濒临灭绝。在过去50年里，野生脊椎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68%，许多野生昆虫物种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认知框架下，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价值易被忽视。自然被看作取之不竭的宝库，被无休止地攫取，人类美好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甚至达到了不可修复的程度，间接或直接地制约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生态危机并非无法扭转的自然规律，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在认知与实践上异化的表现，人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也能够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掌握一定主动权。未来，必须在认识与实践层面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为自觉行动，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20世纪中叶以来，原本在工业化先发国家局部偶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全球蔓延开来，造成地球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显著下降，引发社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等经典著述的出版，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实现了重要飞跃。

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从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12年的“里约+20”峰会，再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签署《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持续进行着不懈努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与自然和平相处》报告指出，人类应当改变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与自然和平相处，以确保可持续的未来。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生态系统被无限切割为工业化大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人类对自然界的攫取和破坏速度已经远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生态系统整体性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矛盾激化，新陈代谢断裂显现并加剧，致使生态危机不断深化。生态危机表象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解决，要着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根源性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寻求有效解决方案。

发展范式转型的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引领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在理论创新方面，生态文明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唯资本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缓解了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对人与自然矛盾关系认知的困扰，揭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能够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修复生态创伤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制度创新方面，生态文明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中心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章、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并通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促进环保主体责任下沉，为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提供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