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心得体会文章汇编（12篇）目录1.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常委会主任1） 22.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人大常委会主任2） 63.夯实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创新之基 114.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125.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46.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定力和能力 297.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之维 328.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担当 369.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领导干部1） 4310.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领导干部2） 5011.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银行经理） 5512.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持经济健康发展（高校教授） 63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人大常委会主任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特别是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为全党做好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境外疫情暴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防止疫情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论述，积极作为，依法履职，助力不断巩固防控战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深化思想认识，始终紧防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始终坚持的一项重大原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要从的重要论述中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防风险”这根弦。一要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2018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2019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要应对国际国内深刻复杂的变化形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要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紧迫性。当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光明，但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和风险，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重大风险挑战。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这提醒我们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三要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艰巨性。当前，我们的发展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但是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务必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存在的长期性，不断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使命担当，扛起政治责任法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党和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依法推动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同级党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是人大最重要的政治责任。一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重大政治原则，更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生命线。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确保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人大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人大机关和人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找准风险点和工作切入点，把党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部署和要求自觉融入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二要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效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特殊考场，必须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增强制度自觉，着力发挥好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活力。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中，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汇聚起全社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三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也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治本之策。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研究、把握和防范这些风险点，可以找到相关法治不严密、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律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我们要完善厉行法治的工作机制，用法治力量、法律武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引导社会合理预期，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知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提升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做到推进依法应对、加大公开透明、完善共同治理、强化服务保障，努力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战。依法精准履职，筑牢“防火墙”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各项工作，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面对这个新形势新要求，xx市人大常委会精准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抓好安全生产等防范化解风险的部署和要求，把准履职结合点和着力点，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脱贫攻坚战和经济发展主动仗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一是突出加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领域立法。围绕推动xx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关重点领域的工作，统筹安排和调整完善立法计划。针对xx市烟花爆竹产业中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积极推进制定《xx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针对人防工程建设、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征地拆迁安置等领域易产生风险隐患的情况，推进制定或修改《xx市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xx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管理条例》《xx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依法维护群众合理利益诉求，防范潜在的工程建设、征地拆迁中突发的群体性事件风险。二是着力监督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决策部署的贯彻实施。重点着眼疫情防控和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对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启动执法检查。大力推动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适时听取政府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依法推动落实中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等要求，关注市本级预算调整，助力降低疫情影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持续关注政府债务运行管理情况，坚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向人大报告制度，帮助和支持政府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主动凝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强大民心民力。把准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定位，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夯实人大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民意基础。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深入基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作情况，走访慰问奋战在一线的人大工作者和人大代表。围绕落实市委“大战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的部署，常委会办公厅发出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倡议，动员和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开展“三讲三做当表率”活动，引导人大代表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强化法治思维、凝聚民心民力，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围绕促进依法防控、完善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为统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人大常委会主任2）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从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谋划，将其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作出强调和部署。在2018年、2019年两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等场合，反复告诫全党同志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短板和问题，更充分印证了对防范化解风险的深刻洞察力、预判力、驾驭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促进思想行动再对标再看齐，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以湖南的安全稳定为全国安全稳定作贡献。一、经常对标对表，牢牢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武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首先思想认识要上去，把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解决“船和桥”的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围绕为什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调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等重大论断，都体现了强烈的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围绕防范化解哪些重大风险，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阐述，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比如讲到政治风险，强调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的战略图谋是长期的，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心慈手软；比如讲到意识形态风险，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比如讲到互联网风险，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比如讲到科技风险，强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比如讲到公共卫生风险，在2018年省部级培训班上就指出，“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等等。这些论述字字千钧、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围绕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调增强斗争精神，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明确了“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政策。对这些要求，有没有真正入心入脑、见行见效？存不存在贯彻上的落差温差偏差问题？我们要结合思想认识和具体工作特别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实际，深入对照检查、认真对标对表，在深化思想认识中提高站位、明确思路、狠抓落实，确保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二、把立足于“防”摆在突出位置，下好先手棋、打有准备之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防范”与“化解”的辩证统一，其中“防”是先手棋，“化”需真本事。无数事实表明，有风险不可怕，缺乏风险意识才是最大的风险。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战，前提是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不能临时抱佛脚、遇事乱阵脚。怎样打有准备之战？关键是做到“三个始终”：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矛盾普遍存在，风险无处不在。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事业发展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化解风险中推向前进的。我们既要看到全省形势总体是好的，也要看到讲到的重点领域风险在湖南都有不同程度体现。比如，湖南历来是境外敌对势力实施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重点地区，湘籍“民运”分子、“法轮功”、境外宗教组织等比较活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风险点，每逢重要节点噪音杂音明显增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形成舆论漩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等都存在风险，特别是受这次疫情影响，各领域风险传导叠加的趋势更加明显。即便是具体工作，面临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脱贫攻坚已胜利在望，但仍面临近20万脱贫不稳对象和边缘贫困人口易返贫致贫、产业发展难以持续等风险挑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防止国外疫情输入倒灌的风险明显加大。只有强化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临危不乱，牢牢把握主动权。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强调，谨慎之心就是对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问题要一抓到底，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在风险防控上打有准备之战，就要增强谨慎之心、坚持底线思维。推改革有改革的底线，促发展有发展的底线，抓环保有环保的底线，要时刻保持警惕和谨慎，切实以底线思维界定和防范风险，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预案做得周密一些，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实现目标。始终保持见叶知秋的敏锐。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过去毛zx讲，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善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要常观大势大局，提高敏锐性鉴别力，准确洞察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科学把握风险传染、转化、联动规律，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把矛盾消解于未然、把风险化解于无形。三、切实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搞对头，更加科学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风险是一门科学，不能蛮干、硬来、搞大呼隆。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掌握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科学方法论，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性有效性。概括起来，要突出“三个结合”：第一，把补短板和固底板结合起来。多次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防控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就是加固底板”。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基础，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坚持一手抓发展、补短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以发展降低风险发生概率、以发展增强应对风险底气；一手促安全、固底板，针对政治、经济、互联网、生态、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逐项查漏补缺、逐个精准拆弹。第二，把建机制与强能力结合起来。风险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考验。要认真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公共安全体制机制的部署要求，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既推动风险治理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又着力健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把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促进各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增强驾驭风险的能力和本领。第三，把打攻坚战与打总体战结合起来。各层级各领域重大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具有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合的特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一个一个风险全力攻坚、定点清除，但又不能局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增强全局意识、系统思维，善于打总体战，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和防控风险，防止风险累积扩散、发生连锁反应。从湖南来讲，无论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还是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都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协同各条战线、科学排兵布阵，做到既打攻坚战又打总体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在领导带头。这次疫情防控实践证明，越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冲在前、作表率的地方，其防控效果就越好。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提出的“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要求，坚持知责负责、守土尽责，切实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坚决维护全省大局安全稳定。夯实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创新之基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前，我国科技领域还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总体有待提升、对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不够精准及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重大风险隐患。因此，需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筑牢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根基。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两翼”，不可偏废。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应以加强创新能力建设为前提。当前，要重点解决科技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影响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率和效益、整合各级各部门科技研发力量、完善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来加快提升创新能力，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根基，努力做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下好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先手棋。充分研究、预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和影响，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既要抢占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又要做好应对科技发展意外情况、突发事件的充分准备。当前，我们要重点做好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指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加快构建科技安全预警体系，加快新技术应用规则制定，全方位做好技术安全、产业安全、道德伦理安全、法律监管安全等方面的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防止新技术滥用和误用。加快科技安全监测体系建设，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全方位安全监测，让科技发展始终运行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破解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难题。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最大软肋，也是我国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关键难题。集中攻克制约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是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势，建立健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搭建学术界和产业界、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的桥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不同创新组织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共同而有区别的作用。健全党领导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机制，形成推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从长远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永恒的课题。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警钟，也进一步暴露出风险治理能力上的短板。因此，要引以为鉴，举一反三，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一、进一步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具有忧患意识，保持和延续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传统。在决战脱贫、决胜小康、即将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关键时期，我们要格外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提高对风险治理规律的认识。（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基本内涵1.风险。风险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和损失性等基本特征。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风险应对能力还考验执政稳定性。霍布斯的国家理论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再确保它的公民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到好的食物并且相应地保障他们的安全，而是让它们呼吸有毒的空气，吃能造成危害的食物，那么公民就可以反抗它”。显然，风险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生存环境安全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制度安全的层面。应该认识到，党员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的高低，不仅关系到风险损失大小多少，更是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这样重大政治安全问题。2.重大风险。认识重大风险有两个角度。一是从风险破坏的能级角度来认识。重大风险不是一般的风险，具有系统性、整体性、颠覆性破坏能力及影响。二是从风险威胁的安全利益层级角度来认识。风险对应的就是安全，重大风险往往就是威胁到最核心、最重大、最关键的核心利益的风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再次凸显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核心安全角度认识重大风险，可以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主动性，从维护核心安全利益方面寻找风险隐患和规避风险点，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3.防范化解。一是预防风险，二是化解风险。在风险治理中，事前预防胜于事后化解。防范化解一般简称“防化”，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防控”。一字之差，突出强调了用“化解”的办法，而不是“控制”的方式，解决风险问题及其根源。传统防控理念下，意味着风险可以在一定范围存在，但是要始终掌握在领导干部的控制视野、控制范围、控制能力，最怕的就是“失控”。在这种思路下，为防止“失控”就会产生“维稳思维”，容易陷入“维稳的怪圈”，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现象，同时不断增加稳定成本，也给风险治理带来新的隐患。走出“维稳怪圈”需要先破除“防控”陈旧观念，把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基层和源头。曾经深刻指出：“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其实就是在强调从根源上化解稳定风险，用改革的办法消解风险矛盾。（二）全面认识时代之变重大风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引领大变局时代要注意把握几个重要的风险类型特点：1.国际外部环境竞争和国内主要矛盾挑战的叠加风险在加大。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变化牵引出巨大量变和根本质变，必将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秩序重构。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逼近100万亿元，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与排名第一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已经相当于美国经济体量的67%。世界经济进入中美双巨头时代，国际格局、政经秩序随之深刻调整。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全面小康之际，人均收入提高带来的门槛效应逐步显现。人的需求出现升级规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这些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后半程”，对国家治理升级的考验在加大。按照既定节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完成决战脱贫、决胜小康的历史任务后，就进入共同富裕建设历史阶段，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在这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远超已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或正在达到的高度，接下来并没有现成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考验抢占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包容体制机制；“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亟待破题；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未富先老、边富边老，对经济社会带来全方位影响 ，各方面事业都亟待治理升级。3.重大历史机遇和风险考验关头对关键时刻顶得住的干部人才需求在加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交接棒已经传递。60后，从2020年开始将陆续退休。如果保持现有退休年龄政策不变，到2050年，90后开始进入退休时间。未来30年，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无比艰巨。届时，70后、80后、90后，以及00后等都将是最重要的新生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也是强国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圆梦者。和以往年龄段相比，新生代建设者具有开阔视野、国际化思维和互联网技能等，但是也有一些短板，吃苦耐劳意志和斗争精神相对薄弱，特别是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思潮影响中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思想免疫力。（三）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风险警钟以公共卫生事件为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先后出现过甲肝、SARS、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N7N9禽流感、包虫病、诺如病毒、新冠肺炎等疫情，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威胁始终存在。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和各种风险的斗争史。风险各种各样，并不仅仅局限在生物领域。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风险警惕意识，越是顺境越要注意防风险，必须练就两手能力，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两手都要硬。（四）明确重大风险治理特点要求1.风险发展特点。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一是境外向境内传导；二是网上向网下延伸；三是单一向综合升级；四是偶发向常态转化；五是确定不确定交织。当前，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串联化，对此必须要采取协同系统治理方略。2.风险治理要求。一是事前预防胜于事后化解；二是风险治理从“防控”向“防化”转变，加大关键领域改革力度，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和基层；三是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越是顺境越要主动识别风险；四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担当负责，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五是发挥制度威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六是加强统筹兼顾，抓住重点，带动全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二、疫情防控斗争的经验启示及暴露出的风险治理能力短板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大灾大难是一块试金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任务相当紧迫。要把拥有技高一筹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能力上补齐治理的短板，并把这些能力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效能。（一）主要经验启示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三个方面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最为根本的优势，也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最为关键的支撑力量。新冠肺炎疫情伊始，就提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等重要指示，突出强调了依靠根本优势防范化解疫情蔓延风险的路径方法。事实上，加强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依法治理并带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我们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快速掌握了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成为疫情斗争中最为宝贵的治理经验。2.强化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坚持全国一盘棋，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大局意识不只是一种觉悟认识，也是急难关头协调治理关系的基本指南。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关系。毛zd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既考虑本地区本领域的防控需要，也要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把物资、人员和技术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坚决防止“各行其是”“只谋一域而不谋全局”等做法。二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关系。疫情防控需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参与，发挥协同治理效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特殊时期，政府适当加大调控力度，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积极性，分工协作做好物资供应和矛盾调处等工作。三是医药卫生战线与其他战线的治理关系。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也是全方位、总体性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需要物资储备、社区治理、社会援助等多方面力量支持。3.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欠账、“经济一腿长、社会一腿短”问题在疫情防控中较为突出，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短板制约经济社会全局发展，削弱了社会安全能力。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既要顺应人的需求变化加强制度供给，也要引导人的需求科学发展。一方面，要补上理念、制度、机制方面的短板，与时俱进、顺应规律，特别是着重补上供不应求的社会治理矛盾，使群众的需求得到响应和解决；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面管控，建立一套完善可靠的专业化应急管理体系，并通过法治教育、市场监管、文化建设等方式引导社会需求合理升级。社会治理是个大学问，不仅是被动回应社会需求，而且要主动调节社会需求，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引导社会健康积极发展。4.重视舆情引导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疫情防控，舆情应对也是重要部分，要统筹好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舆情是社会心理的现实反映，目前在疫情防控中可以观察到三个阶段性特征：一是“了解和恐慌”；二是“归因和应对”；三是“评价和反思”。这个过程，公众防疫的关注焦点从“他人”转移到“自身”，并逐步出现分化，评价政府及卫生防疫应急管理效能的内容逐步增多，讨论反思疫情防控方式方法及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影响的内容逐步增加。社会舆情日新月异，有效应对必须抓住阶段性特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立足社区基层和运用互联网等手段，做好专业化心理疏导，提供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心理服务项目，培育理性、健康、具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心态。5.反思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一些重要问题。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一是选人用人科学性有待提高。例如，在一些专业化领域出现的“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二是新一轮机构改革还需向纵深发展。像疾控、应急、卫健委等部门之间，省市区不同层级之间职责边界不够清晰、职能配合水平不高，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职责定位。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四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干部队伍中有一些“当太平官”等安全平庸思想，对问题或潜在风险隐患不够敏感重视，反应不够科学及时有效。五是舆论引导和信息公开的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应引起重视并积极解决回应。（二）风险治理的能力短板1.风险意识不强。一是对风险的警惕性不高。一些散发的、陌生的、局部的风险点，完全有可能爆发成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主观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示，采取最坚决的举措处置，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避免造成全国性伤害。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可能具有深层次制度原因。例如，领导干部提高风险级别或过度反应风险预警，是否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成本。这种成本包括了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治理成本等。提高对风险的警惕性，除了提高领导干部意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靠制度，让“吹哨人”依法发声。二是对未知领域缺乏敬畏。凡是未知的、不清楚的、缺乏有效药物治疗的风险，哪怕是局部的小型风险，也要高度重视并引起注意。新发现传染病往往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一方面，人类的活动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到自然界，因而感染了原来存在于动物或者是环境中的传染病；另一方面，引起疾病的微生物也在进化，原来可控的病毒突然异化带来新的疫情。人类可能永远都会面临这样的传染病威胁，我们必须对未知领域抱有敬畏之心，秉持科学的态度严肃对待。三是过于自信和依赖经验。我们在2003年有过应对SARS的经验教训，之后建立了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和应急管理体系。这些经验和准备，却并未能阻止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再次发生。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要重视经验，但不能犯“经验主义”。2.社会面管控经验不足。一是应急处置的能力还需提高。应急处置首先要进入应急状态，然后要依照应急处置的一般原则进行社会面管控。现在的问题是，事前的应急处置演练有的流于形式，进入应急状态后，决策层与专业层之间、地方层和中央层之间缺乏直接、高效、协同的联通，有时导致应急处置缺乏果断性、科学性。二是调度协同能力不足。社会面管控考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控水平。现在看来，平时、战时社会面管控的方式都缺乏程序性和规范性。社会资源协作运转的机制不畅，领导干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面管理的经验和方法储备不足。三是相机决策水平不高。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除了把握一些基本处置原则外，领导干部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相机决策能力，因时因地变化调整社会面管控策略。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有效性、稳定性，又要灵活、科学、果断。3.法治化能力薄弱。一是立法滞后。例如，生物安全法、公共卫生法等，很多领域难以纳入法制轨道约束。二是执法不严，公共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执法漏洞。三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风险矛盾能力不足，遇事习惯用管压的方式解决问题。4.政策执行能力欠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是执行的速度反应不够快。有些政策到了基层不够果断，存在一定的“时滞”，使政策效果打了折扣。二是执行的准度存在偏差。有些时候，政策到了基层就走样、跑偏，说到底还是对政策理解和结合实际落实功夫不到位。三是执行的精度不足。政策执行越到基层，越要灵活，越要贴近实际，越要精细化。“一刀切”式的政策落实，用文件套文件，不考虑实际情况，往往会产生不良的效果，甚至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5.群众工作本领不强。群众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和基层打交道，和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一是沟通力不强。习惯说官话、外行话，一到群众中间，就露了相，自然难以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二是动员力欠缺。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并且重心落在了基层社区，社区是自治组织，社区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动员力的高低。社区、村屯层面的自治能力不足制约了动员群众参与治理的效能。三是宣传力不高。领导干部要做实干家，也要做宣传员，把党的理论、政策向群众讲清楚、讲明白，不能自己一头讲，还要动员群众讲，创新宣传工作方式方法，多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平台方法。三、切实提高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可以采用“内外兼修”的方法。内修主要是涉及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养，从风险治理全周期角度出发，体系化地提高风险驾驭能力。例如，增强想象力，全面识别风险；增强敏感力，准确评估风险；增强责任力，科学处置风险；增强引导力，精准沟通风险；增强察觉力，实时监测风险。外修主要是从优化治理体系和社会制度环境入手，在改革创新实践中增强领导干部对重大风险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一）提高风险意识，引导培育健康社会心态1.站稳人民立场。一切重大社会风险，说到底就是威胁人民根本利益的风险。要善于从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角度出发，识别风险、规避风险、监控风险、处置风险。越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就越是会生成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敏感度。一是要加强对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式的利益安全网、监督网的建设，建立全方位的机制性渠道及时反馈、应急解决、长远处置各类风险点。二是要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牵引，加强制度供给和需求引导，推动形成高水平供求平衡，建设健康社会，培育健康心态，引导健康发展。2.构建健康社会。社会运行长期在一种紧张、压力条件下，也会出现心态不适，影响对风险的偏好及应对状态，对社会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以往很多领域出现“急功近利”的做法，过度重视了速度，也就影响了质量。现在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最重要的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领和优化各个系统领域战线工作，把贯彻新发展理念、重大安全风险等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带动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向高质量转轨。3.调适社会心态。一个健康的社会心态，要与时代特征、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相适应的，能够克制引导欲望发展，把人类需求控制在适度范围，同时又有一些合理的诉求反映渠道，调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心态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带动引导，也要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制度安排。（二）加快补齐短板，推进治理向现代化转型1.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加强风险识别。进一步完善疾控中心的风险直报体系，并且更多赋予基层一线医生临床诊断上报风险权力，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将疾控中心的工作机制推广应用在危化品管理、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预警、社会群体性事件处理、其他极端突发事件应对等工作中。二是加强风险研判。建立多学科专家参与决策的风险研判机制，明确决策程序、责任等内容。三是加强风险预警。科学制定风险预警等级及启动条件，加强演练，不能让风险预警躺在纸面上。2.加大公共卫生投入。一是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公共卫生系公共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不仅要算经济收益、当下收益，更要算社会收益、政治收益、长远收益。要加大医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建设力度，注重提高医院硬件、软件水平，发展智能远程医疗。二是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人口集聚区、开放先导区等地区医疗卫生投入。三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质量。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社区、农村倾斜。四是加强医疗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尊才重才用才的激励型环境。3.更加重视社会建设。一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格局。这也是党中央在深圳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少沿海城市具备了共同富裕建设基础和条件，可以适时启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建设力度，推出收入倍增计划等重要工作。二是夯实基层社区治理基础。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不仅仅是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更重要的是行政力量、资源的下沉，在体制上探索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基层事就在基层办。除此以外，还要注重提高基层工作者待遇，畅通职业上升渠道，进一步调动积极性，为领导干部培养基层过硬经验的人才。三是解决好养老、住房、就医、求学、就业、食品安全等基本民生问题。4.适度改善问责机制。现行的问责机制，多以“目标——分工——结果”为考核指标，进行上下级考核。实践中容易造成“各自为政”“层层加码”“机械执行”“一刀切落实”，也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这种问责体系下，上层单纯按照“套路”制定任务、分解任务、考核任务，下层也习惯了微观思考，只做与自己有关的具体任务，有时担心“多做了要额外担责”。因此，有必要对工作推进机制和问责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完善，给予基层一线更大的创新试错探索空间，建立基层首创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新型互动机制。（三）平战结合演练，推动社会正向流动发展1.完善平战结合管理体制。平战结合演练是提高领导干部社会面管控和风险治理的重要方法。就物资和资源储备而言，更多要按战时标准配置。就社会体制而言，平战结合最重要的是“平”而不是在“战”。良好的社会治理体制能使预防的关口始终在前面，尽力避免进入战时状态，力争将社会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和基层。平战结合演练不全是演习，更多的是聚焦改革发展难点和群众身边痛点，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真刀真枪”实践。2.完善社会正向流动机制。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活力的关键。消除歧视、打破壁垒、破除垄断势在必行。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特别是在教育、就业、年轻干部选拨等关键领域实施公平机会改革。在市场资源配置上，扩大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按照中性竞争原则，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3.强化领导干部斗争精神。一是要敢于斗争。发扬敢打敢拼、敢下火线的工作作风。组织部门可以适当突出在一线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选人用人导向，为敢于斗争的领导干部创造事业发展平台和机会。二是要善于斗争。讲求斗争策略，把握风险特点，研究治理规律，善于发挥制度优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化解风险矛盾。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作了系统阐述，深刻揭示了重大风险的特点规律，向全党发出了坚持底线思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战役的号召，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坚持底线思维就要增强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秉承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深厚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体现。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人党誓词”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将忧患意识升华为牺牲精神，将个人、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共产党人的担当、责任、使命贯通起来。毛zd、**、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注重运用底线思维防范重大风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zd列出17条困难，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准备吃亏”。**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带来了百年未有之不确定因素，坚持底线思维就要防范重大风险。中华民族血脉中浸润着危机意识、风险意识，这是底线思维产生的文化根基。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树立底线思维，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要牢牢划定底线，明白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绝不能失；哪些权益是基本权益，决不能侵；哪些目标是基本目标，必须实现。我们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强化底线自觉，主动设置和完善各领域、各地区的底线，有效防控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公共卫生领域、党的自身建设等领域的风险。二、坚持底线思维必须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增强战略意识，由被动防御积极转向战略主动。底线思维蕴含着矛盾的观点，蕴含着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展示。坚持底线思维必须跳出局部看全局，跳出短期看长远，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矛盾的相互转化关系，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谋全局而动。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战略主动，要求领导干部着眼大局、胸怀大局。当前，谋划工作就要把握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角度出发，深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的工作重点和重心，从而确立底线边界。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战略主动，要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时刻谨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共产党人的理论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从纷繁复杂的风险矛盾中找到规律。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和事物普遍联系的角度，认清各方面风险发展趋势和相互关联，敏锐把握风险传染、转化、联动规律。注意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转化成政治社会风险、网络空间风险酝酿成现实社会风险、对外斗争风险转化成内部安全稳定风险、国内问题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等风险。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战略主动，要增强斗争精神。当前国内外局势仍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变化和大国博弈新动向，深刻指出：＂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在重大风险面前，逃避退缩只能死路一条，主动作为、积极迎战才有生路。要培养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以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三、坚持底线思维必须不断增强能力素质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坚持的重要思维，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设定最低目标，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争取最好结果的能力。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具体来说，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和加强以下五方面能力素质。一是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首要能力。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善于在苗头隐患中察觉重大风险，在复杂表象中预判风险，关注“早”和“小”。现代社会一定程度上就是风险社会，各种风险无处不在。有的风险还相互交织演变，呈现倒灌、合流、叠加、联动、放大、诱导效应。当前，面对国际疫情蔓延带来的诸多风险挑战，我们认真做好分析研判，要善于从风险矛盾中找出事物变化发展趋势，把握时效度，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一击即中。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把工作基点放在办好群众事情上，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筑牢抵御各种风险的“压舱石”。二是策略谋划能力。矛盾相互转化和质量互变规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策略谋划能力，善千谋划、巧于度势、精千统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凸显期，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等交互作用，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交织影响，给未来中国发展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挑战。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形态和演变趋势，寻求规避系统性风险、化解复杂性矛盾、谋求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策略谋划能力，在应对风险中化被动为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思维合力、行动合力，在治国理政中更好设置底线、争取高线，在进退有据中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三是法治运用能力。法治是积极弥合社会冲突，达成社会利益最大公约数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领导干部在应对风险，进行决策和行动时，应从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等方面，不断审视其所思所行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要求，具备严格规范权力行使的思想意识，使接受监督和制约成为一种自觉思维和行为方式。应充分尊重、维护和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充分反映并体现公众权益和各方意见，让法治效力真正惠及公众，成为社会公众的保护伞，成为社会冲突的平衡器。四是舆论引导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控疫情，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是中华民族攻坚克难、迈向复兴的根本保障。领导干部要在应对重大风险中牢牢占领法律、道义、舆论制高点，注重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顾全大局、甘于奉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命运与共、天下一家”的中国风骨、中国力量、中国精神。要坚决维护网络主权安全，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各级党委政府要主动出击，在第一时间发出客观、权威的声音，不给造谣传谣者机会。要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公众情绪，要及时透明、多维度公布信息，构建线上线下多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引导控制主流舆论沿着正确方向积极传播。五是群众工作能力。2020年5月11日至12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载体平台，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增强资源统筹能力，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综合运用教育、协商、调解、疏导等办法，积极解决各类群众诉求。要建立大群众工作格局，注重从政策层面研究解决带有倾向性、普遍性和合理性的突出问题。要健全统筹督查督办专项事项工作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跟踪督查和回馈。要加强与群众的网络沟通能力。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大数据积极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回应民意的新平台新载体，让群众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都能第一时间反映诉求，理顺情绪。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定力和能力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就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斗争考验，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定力和能力。强化风险意识。强化风险意识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前提，只有强化风险意识，才能及时发现风险、积极防范风险、有效应对风险。一是要有备无患。同志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要增强谨慎之心、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二是要未雨绸缪。“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只有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见、预警、预判意识和能力，才能理性面对风险、科学把握风险、努力化解风险。就目前国内国际形势而言，要对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的重大风险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三是要防微杜渐。“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重大风险不是凭空而来，往往是由中小风险积累而成。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对待风险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尽量把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树立科学精神。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其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只要科学认知和把握，方法得当，就能掌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权。一是对重大风险的客观性要有理性态度、科学判断。必须清醒看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险。可以说，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二是要增强责任、使命的自觉担当。有风险挑战，不要盲目应对，也不要害怕，只要应对得当，就能化危为机。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永葆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上见行动见成效。三是要掌握科学方式方法。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儿。及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高招儿，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深化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本领。风险因时、因地而异，风险防范化解的方式方法必须增强针对性，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风险的来源、性质、特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坚持人民立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要坚持人民价值导向，就是解决为了谁的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围绕影响、威胁人民利益的风险展开防范工作，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二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就是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同志强调：“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可靠的后盾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着力激发人民群众作为防风险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注重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凝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合力。坚持法治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避免临时抱佛脚，要法治化、规范化。一是要完善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继续完善的问题。这次疫情就暴露出防范化解风险的相关法律亟待完善的问题。运用法治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要科学研究各领域防范风险的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二是要依法而为。防范化解风险，各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广大公民都要培养守法、用法意识，培育守规则、用规则的思维习惯，依法依规而为。完善体制机制。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战，就要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制度威力要通过体制机制来体现。一是要完善防控机制。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把风险防控要求落实到每个领域、每个岗位、每个工作环节。二是要完善责任机制。应对风险挑战，最大的敌人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落实领导责任，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完整责任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使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探索扁平化管理，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之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我国社会经受了一次重大风险考验，城乡基层的组织和动员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放大显现了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基层治理的矛盾与不足。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对于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一、社会重大风险的形成及其特点所谓“社会重大风险”，是指由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人的不稳定因素引起的，影响范围广、波及人数多、损失较为严重的，削弱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一元到多元、封闭到开放的转型，同时也战胜和克服了诸多风险。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带来了利益关系的重组，传统权威的流失使得社会面临着再整合，价值观的多元化引发了社会心理结构调整，从而催生了引致社会重大风险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在合并效应、联动效应和放大效应的作用下，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新图景。社会重大风险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从风险源到社会风险生成和传导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此次疫情却形成了从风险源到社会风险的质变，即形成了从单一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经济社会多方面社会重大风险的可能性。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工业以及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并且与就业等领域问题相互叠加，更容易引发重大的风险。二、面对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困境基层治理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应对社会重大风险存在的“短板”也集中暴露出来。例如，基层应急制度缺失较多，应急预案形式化问题突出；一些基层干部应对危机的素质和能力亟需提高；协同机制失序，少数基层组织大局意识不强，难以形成有效的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局面；少数基层干部习惯于“一刀切”的处理方式，缺乏服务意识；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缺失，片面追求管理的有效性，甚至不惜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等等。上述问题存在的实质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够有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基层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和治理行为的困难并存。就基层治理结构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基层治理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权力不平衡，基层干部权力相对集中且执行程序不规范。其二，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动力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大。基层社区开展非政治性活动较多，而政治性活动举办得较少，一些民众对广泛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表现出走形式的现象。其三，主体间权力关系随意性大导致定位偏差和相互间关系的不稳定。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居委会等部门之间权责划分不合理及利益关系复杂，导致基层治理的跨时期、跨区域、跨部门、跨群体等复杂性社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四，基层治理运行机制不完善影响治理效率。网格化管理模式、智慧社区和社会综合管理平台等新兴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为了打破基层参与主体的沟通壁垒和障碍，但跨部门的合作和协调依旧是政府治理的难点，各主体间各自具备一套独立的管理和运行体系，多主体间的沟通障碍使得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办事效率达不到应有的要求。就基层治理行为而言，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以下方面：其一，治理运行机制有待改善。基层机构面临着大量行政考核目标，导致基层工作者普遍过度依赖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基层治理中可用资源和力量的分散，不利于推进满足多元化群众需求的目标。其二，治理技术手段创新性不强，存在着形式化现象。有些“一站式”服务出现“综而不合”的现象，未能够显著提高治理效能。其三，主体间行为互动偏弱。基层治理的各主体只守住自己的管辖范围，缺乏协调和沟通，无法形成一个具有组织性的自主管理网络。其四，政府权力下移导致下级主体的职责和任务加重，然而基层工作人员队伍却在精简，某些行政管理和权限审批还需要上级职能部门的监督和协调，使原有的规章制度和现存的实际操作之间产生矛盾，这些均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三、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需要我国基层治理向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现代治理价值目标不断推进，并且根据基层治理固有的实践性和多样性特征做出适应性变革。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出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重要前提。改革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党建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发展方向。担当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任，重点在于找准基层党建创新的着力点，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要把基层那些善治理的干部选拔出来并打造成为执政骨干，把基层党支部打造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加强党支部凝聚力和担当精神建设。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调适和角色定位，强调服务功能，准确定位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强化利益协调和整合功能，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发挥示范带领作用。要突出制度化和民主化的创新方向，以基层党建创新推进民主治理，引导社会多元化主体形成参与式治理的模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广泛开展协商民主，积极营造基层的善治局面。要注意处理好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突出党组织政治功能。要把握好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方向性问题，并避免职能泛化、行政化、指令化等不良倾向，避免陷入盲目创新的误区。实现基层治理的结构优化，构建基层治理的合理体系。探索多元治理主体互动模式，基层管理体制逐渐突破原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采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新模式，有助于理顺治理关系、明确各方职责，形成多方联动合作的互补优势。构建基层治理多元互动格局，不仅要完善政府参与模式，还要创新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与模式。要优化基层治理的制度环境，加强相关法规和制度建设，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努力去除社区的行政化趋向，就要进一步优化社区组织模式和构架，坚持按照市场优先和职权法定的原则去处理社区组织事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根源上避免权力的滥用、错位和越位等，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的行为互动，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行为互动的首要途径是打造区域化“大党建”工作格局，实现社区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协调处理基层社区管理与党建工作。从创新基层民主自主治理、加强法治化引导、社会化参与协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入手，解决基层治理的行为效率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各类主体沟通与协调机制，针对基层治理的矛盾冲突展开协商对话，实现利益优化和各主体间的互信，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担当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更应认真学习贯彻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扬斗争精神，肩负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战略主动战。一、学深悟透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十大内涵”——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忧患意识。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的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是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走过来的。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目标任务。我们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首要任务是维护以党的执政安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策策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政策。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规律。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要认清各方面风险发展趋势和相互关联，敏锐把握风险传染、转化、联动规律。要注意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转化成政治社会风险、网络空间风险酝酿成现实社会风险、对外斗争风险转化成内部安全稳定风险、国内问题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风险，防止发生连锁反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维方法。要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彻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善于从纷繁复杂的风险矛盾中找到规律。要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最坏处着想、从最难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斗争精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在重大风险面前，主动迎战才有生路，逃避退缩只能是死路一条。要培养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素质。要提高政治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善于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把握时度效，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一击即中。要增强群众工作能力，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打好“组合拳”，有效掌控局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机制体系。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对分管地区、分管领域的风险因素和苗头进行全面排查、深入研判，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要建立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要慎之又慎，把防范风险放在重要位置，作任何决策都要把风险评估作为必经程序。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建立风险信息及时互通共享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防止和克服层层推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落实要求。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层层传导压力，变压力为动力，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责任分解到具体地区、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地研究提出工作预案并抓好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及主管部门要着力抓好工作落实，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二、正视重大风险发生演化“六大效应”正视“倒灌效应”。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境外输入性风险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最大外生变量。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更趋公开化、常态化，呈现出“源头在境外、行动在境内”的特点。正视“合流效应”。各种敌对势力同流合污，呈现“敌独合流”“内外合流”“新老合流”的“三个合流”新动向，勾连活动更加频繁，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面临复杂形势。正视“叠加效应”。重点领域群体利益诉求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实际利益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政治性问题与非政治性问题交叉感染，极易形成风险综合体。正视“联动效应”。各类风险流动性加快、关联性增强，重点特殊群体往往隔空抱团、遥相呼应，以相互借力、合谋共振方式制造社会影响，呈现出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合的新动向。正视“放大效应”。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一些谣言传闻经煽动炒作，极易使“茶杯里的风暴”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正视“诱导效应”。一个地区发生的问题容易导致其他地区仿效。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如果持续发酵，在外部输入性风险的诱导下，就有可能升级放大。三、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五重”策略重在稳字。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遵循。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全方位稳字当头，时刻绷紧防范风险这根弦，更加注重稳住社会面、稳住人心，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重在国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国内为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攻方向。要保持战略定力，把工作基点放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树立人心安定是最大政治的理念，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筑牢抵御各类风险的压舱石。重在抓早。抓早是防范风险产生现实危害的有效途径，也是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的重要策略。风险未发，要小心防范；一旦降临，就要及早化解。要立足于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强化预测预警预防，及时把重大风险控制、化解在市域，把小矛盾小风险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重在变量。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是防范化解风险的三大环节。鉴于新形势下风险多元多样多变，必须更加注意防变量。要坚持问题导向，有效化解历史遗留累积的存量问题，着力管控新形势下出现的增量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矛盾问题交叉感染、叠加升级产生的变量问题，确保风险不累积、不扩散、不升级。重在治本。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抓住源头、抓住要害，实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风险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要克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良倾向，防止解决问题不彻底，留下后患，导致反弹反复。四、统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五大战役”打好防御战。重点要放在防御外部输入的和长期酝酿滋生的政治安全风险上。坚持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及时消除可能引发影响政治安全的风险隐患。打好歼灭战。重点要放在打击暴恐活动和邪教组织上。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推动严打整治常态化，深化反恐国际合作，坚决铲除暴恐活动滋生的土壤种子。依法打击邪教组织。打好攻坚战。重点要放在防范化解阶段性或区域性、行业性潜在安全风险上。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掀起强大攻势，建立健全防范打击长效机制，推动扫黑除恶机制化常态化。坚持保障合法权益和打击违法犯罪两手都要硬，扎实做好特定利益群体维稳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保障公共安全。打好持久战。重点要放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深入推进党的全面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组织和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打好网络战。重点要放在防范化解网上意识形态风险上。做强做大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政法网宣铁军建制机制体制，不断改善网络政法舆论生态。加强网上巡查管控措施，坚决打击网络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创新完善舆论引导机制，严防“黑天鹅”“灰犀牛”舆情风险。五、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六个能力”提升学习研究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上下功夫，真正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尤其要领悟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善于从政治高度驾驭局势、分析解决问题。提升公共资源统筹能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党政军民齐动手，整合各方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各种手段，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整体战。发挥政法机关的主力作用，运用好专业化力量，完善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合成作战、专业研判、分类处置的工作格局。坚持专群结合，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加强保安全护稳定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提升政策策略谋划能力。要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善于谋牌、巧于做牌、精于打牌，打好组合拳，有效掌控局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极少数，挽救教育大多数，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注意统筹国内稳定与国际影响的关系，把握斗争时度效，努力占领法律、道义、舆论制高点。提升法治运用能力。要认真研究法律制度问题，加强国家政治安全领域立法工作，加快完善中国特色政治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稳定社会预期。提升现代科技应用能力。要顺应科技革命新潮流，大力推进智能化建设，善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深化智能化监测、智能化防控、智能化打击、智能化服务，增强对现代科技的适应力、掌控力、驾驭力，提升社会“智治”水平。提升基础管理能力。要管好基础要素，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下“绣花”功夫，促进风险防控精细化。抓好基础环节，立足“平时好用、战时管用”，完善风险防控组织体制，从薄弱环节抓起，堵漏洞、补短板、固底板，促进风险防控常态化。建好基础制度，完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运行制度、保障制度，促进风险防控规范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领导干部1）指出，“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这为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深刻认识内在规律，着力在“抓”字上下功夫，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风向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个动态过程，必须准确把握机关事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要坚持大家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机关事务战线的干部职工，既要着眼全局，增强联合作战、整体协同意识，又要立足岗位，恪尽职守，甘愿当好螺丝钉。领导干部既要履行“抓”的责任，又要发挥“带”的作用；既要做到“面对面”，又要善于“键对键”，坚持谋划设防、强化研判预防、加强统领联防、突出重点严防，使风险防控抓得紧、抓得牢、抓得实。要坚持全面抓。风险多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同风险。机关事务工作无论“前台”还是“后台”，搞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准点”都是一致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一个“早”字，紧盯一个“实”字，全面统筹做好风险防控工作。既抓思想又抓管理，既要做好人的工作，又要搞好物的管理，把管行为与管思想结合起来，把纪律约束与启发自觉结合起来，切实减少“盲点”、消灭“死角”，真正实现由“视线管理”向素质管理的转变。要坚持从严抓。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来与高标准严要求是紧密相连的，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机构类型多样化、结构多元化的新情况，适应职能拓展、标准更高的新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积尺寸之功，收穿石之效，在一步一动、聚沙成塔中让由“从严部署”到“末端落实”的工作都实起来、强起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以“钉钉子”精神落细落实、一抓到底。二、准确把握本质要求，着力在“防”字上下功夫，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防火墙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在防。防，就要防得早，把可控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就要准备好，把不可控的风险做好化解的准备，把损失降到最低。淬炼政治定力，在统一思想上加固“严防”。政治不立，一切无依。应对多重的矛盾挑战，解决叠加的隐患风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生动实践。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每个党员抓起，从“神经末梢”严起，常紧“思想发条”，切实将政治信仰融入情感之中、内心深处，形成个体自觉、集体记忆，确保机关事务战线干部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聚焦问题靶向，在破解矛盾上精准“设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其动态的发展趋势，有时是可以预知的。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才能在变中促化解、在变中强防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一起抓，推动“制”与“治”有机结合、同步融合。针对机关事务部门的资金、资产、资源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完善议事流程、决策议程、工作规程，推进规范运行制度化、权力行使法治化，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注重关口前移，在应对突发上主动“预防”。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说，对于风险要“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认为，管理的目的不是花钱去“疗伤”，而是要善于花钱“预防”。领导干部要善于“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范在早、控制在小、化解在局部、消灭在萌芽。越是形势复杂、压力如山，越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把“灭火”和“防火”、治标和治本统一起来，既要在人上做文章，也要在物上下功夫，“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坚持关口前移，不断提升重大风险的预防和遏制能力。三、融会理解时代内涵，着力在“本”字上下功夫，夯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动力源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以人为本，疏解办事的堵点。千问题万问题，人民的安危冷暖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持续打造“办事不求人”的政务服务品牌，拓展延伸服务领域，更好服务群众和市场主体，让不求人就能办成事成为机关事务工作新常态。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定“放”的思想、确立“改”的观念、把握“管”的原则，狠抓审批事项“瘦身”，工作流程“减肥”，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让更多人分享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共享便捷高效的事务服务，切实跑出美好生活的加速度。民生为要，化解生活的难点。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解决好干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要在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下功夫。机关事务部门要发挥买方优势，串联供给需求，实施消费扶贫，做强扶贫产业，实现脱贫的成果可持续、成效长期化。加快完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体系，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实施老旧小区整体维修改造、绿化亮化、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党的十九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主动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寻求切入点，以打造青年公寓等惠民项目为落脚点，为人才战略筑巢。发展为先，破解改革的焦点。推动机关事务工作改革创新，就要把机关事务工作资源转化为改革发展资源，把机关事务工作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把机关事务活力转化为改革发展活力。国有资产要在创新驱动上转轨。推进配置标准化、管理信息化、使用制度化、处置规范化运行机制。以择优竞争方式公开竞价，最大限度提升资产的利用率，不断为资产价值赋能。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组建后勤集团为契机，整合资产资源，拉动产业升级，既要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更要激活增值增收的发展动能。学前教育要在横向拉动上转制。持续推进与国际知名品牌新加坡伊顿国际教育集团深度合作，改革办园模式，拓展智慧教育，推动成果共享，实现互惠共赢，不断增强幼儿教育的软实力、社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运行模式要在技术驱动上转变。推动机关事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为机关事务工作注入新内涵、激发新活力、提升新形象、形成新优势。坚持把“两化融合”贯穿机关事务工作全过程，引领力量集中调配，引导资源合理投放，以“标准化+信息化”衍生规范化、激活效能化，推动机关事务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队伍为根，打牢发展的基点。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必须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着力提升专业思维、专业素质、专业技能、专业水平。以建设书香机关和岗位技能竞赛为抓手，培育一批精通本职的业务能手、解决问题的专业强手、应对风险的行家里手，在斗真碰硬中，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四、系统打牢保障机制，着力在“统”字上下功夫，打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组合拳机关事务工作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管理机制，必须在增强机关事务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强化领导管理机制，要突出统一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发挥“统”的作用，履行“统”的责任，确保统得住、合得拢。以集中统一管理为目标，以机构职能化、治理法治化为主攻方向，改变“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分散化、碎片化管理模式，统筹推进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建立上下同步、条块结合、内外联动的管理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下好“一盘棋”，上下“一股劲”，有效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风险防控合力。强化运行保障机制，要突出标准化。以“工作标准明确、工作尺度统一”为目标，在管理、保障、服务各领域，打造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实施，强化标准监督，着力构建“量质同效、量质平衡、量质融合”的标准化体系。要以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为突破口，围绕资产配置、公车管理、节能改造、工程项目、服务保障进行全要素流程再造，切实把标准贯穿到机关事务工作的全过程，努力从传统的分散式、经验式、粗放式保障向集约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转变，促进机关事务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强化风险评估机制，要突出精确化。“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化重大风险防范与控制，事前评估与管理是前提。出台重大决策前，坚持专题调研，组织听证论证，力争风险发现在早、确保管理防范在先，切实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以风险评估稳固职能、充实职能、强化职能，从而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风险，不断增强服务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防控责任机制，要突出绩效化。既看“抓没抓”，更看“抓咋样”。进一步细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从上至下构建责任链，实现重大风险“无缝隙”防范化解。全面落实“一岗双责”，推进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真正让“规划图”变“施工图”，“时间表”变“计程表”。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接力奋斗中谱写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华章。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领导干部2）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节点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20年打赢三大攻坚战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同志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这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之首，更凸显出紧迫性、重要性。集中整治成效突出2015年以来，金融系统自我繁荣、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无论是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资产价格泡沫频频出现，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从经济工作领域来看，我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企业产能、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等领域存在的风险。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那么，回首2020年以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背景下，我国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层面上有哪些成效呢？央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发表新年致辞称，在过去的一年里，部分重点领域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直接领导下，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及时果断行动，切实稳住宏观杠杆率，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面对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事实上，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思路和举措，落实攻坚战各项任务措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例如，监管部门积极推动企业降杠杆、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使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等。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9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特别是普惠小微贷款，前三季度累计新增1.8万亿元，是去年全年增量的1.4倍。这表明在防风险的同时，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就在前不久，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公开表示，目前，存量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释放。2017年至今，金融业压缩了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野蛮生长”现象得到了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转向收敛。不仅如此，一些细分领域的风险也有所缓释。据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称，2019年，金融科技领域防风险更多地从底层着手，如大数据产业以强监管为抓手净化数据土壤、强调产业层面的统筹引领作用、不断夯实征信基础设施、推动金融机构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以攻为守、扶优限劣，在产业层面持续推动科技向善，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过近期的集中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指挥协调下，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风险分类施策，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及时“精准拆弹”；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逐步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体制机制性不足，持续推动监管改革，弥补监管短板；对将来可能显现的“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同时，在风险化解和处置过程中，把握政策节奏和力度，适时预调微调，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有效保障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与此同时，监管办法推陈出新，对新金融的包容度也有在提高。最近，央行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快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组织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推动出台实施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在支持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此外，央行宣布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央行还建立了防范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四道防线”，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及时稳定了市场信心，对保持货币、票据、债券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体而言，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我国金融风险步入了集中整治、有序处置、总体收敛的良好发展轨迹中。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已经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收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一步：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在国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回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加剧、不确定性上升，周边环境复杂敏感。与此同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以来，正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爬坡过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诸多内外形势就要求我们，2020年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为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针对重大风险领域的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不断闯关夺隘，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继续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将防范和抵御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容懈怠。据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有专家表示，下一步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继续精准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按照风险情况分类施策，防止发生连锁反应，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与此同时，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总结称，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压实各方责任，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人民银行最后贷款人责任，坚决防范道德风险。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恢复处置机制、损失分担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突出重点，继续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持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基本化解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建立房地产金融长效管理机制。对于下一步维护金融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点工作和任务，《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也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既要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做好预调微调，也要把握好度，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其次，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要继续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加强监管协调，合理把握执行力度和节奏，确保资管新规稳妥有序实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银行经理）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金融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存在政府干预、法律基础薄弱、公司治理不规范、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监管不足等种种问题，导致银行出现了大规模坏账。亚洲金融危机极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金融安全稳健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感。国家通过财政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加快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并于2003年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推动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为我国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和隐忧在经过十年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我国债务风险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社会信用环境薄弱等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应引起高度关注。债务风险显现，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是从总量看，债务规模增大且增速较快，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来源。我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3%上升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51.1%。虽然2019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二是从结构看，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居民部门债务增长过快，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尤为突出。2008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6.3%上升至155.6%，其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8.4%，较全部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出1.5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7.9%，仅2019年就上升了1.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7.9%上升至56.3%，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房价上涨快，住房贷款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将对消费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7.1%上升至39.2%，其中，中央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地方政府由于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四万亿”刺激计划等原因债务上升较快。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中长期基建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但资金来源期限短，借新还旧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多样，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成为重要资金来源，隐性债务风险甄别难度较大。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交织，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一是融资渠道窄导致风险过度集中。截至2018年末，我国实体经济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80%，股票融资占比3%、债券融资占比14%，直接融资占比合计仅为17%，远低于美国直接融资比重（87%）。2018年，我国M2为182.67万亿元，M2/GDP为202.9%，居全球前列，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从2003年的17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161万亿元，增长9倍。相对于经济体量，我国杠杆率及贷款投放均已居相对高位。二是房地产行业风险向金融领域积聚。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敞口较为集中，2019年第三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8.9%；部分房企通过信托、资管计划等非银渠道融资，多层嵌套、模式复杂，潜在的交叉性风险较多；房地产市场波动容易通过影响贷款抵押物价值、上下游行业的经营效益等将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三是宏观政策调整使金融资产质量承压。2015年中央开始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加快了风险暴露节奏，“降成本”要求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补短板”要求银行提供债务融资支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压力，银行资产质量管控的难度增加。四是加快金融开放带来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银行、证券、保险业相继推出新一轮开放举措，大幅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放开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准入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这不仅对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提出了挑战，也增加了金融监管和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五是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加大风险防控难度。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度上升，加剧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或利用监管空白进行套利，非对称无序发展；金融交易和信息存储高度依赖集中化的IT基础设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暴露速度加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乏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英国脱欧、地缘政治冲突等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三大需求”增速总体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4%、6.2%、6.0%，降至1990年以来最低，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风险加速积聚，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社会信用环境薄弱，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不健全一是征信基础建设不到位。一方面，政府和商业机构积累了大量数据，为征信系统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行业信息壁垒、商业银行无权组合各类信息等，借款人较为完整的征信记录依然存在缺失。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往往偏重于担保或抵押，信用贷款推行较难。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引导银行增加信用贷款，会加大信用风险，难以持久。二是社会诚信环境待改善。部分欠债企业利用贷款政策中的个别瑕疵，恶意欠账，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虑进行调停，导致贷款无法全部偿还，“借债还钱”的基本理念无法坚守。部分企业公司治理不健全，公私不分、企业破产逃废债、“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依然猖獗，一旦企业的失信行为得不到惩戒，带来传染效应，将严重破坏区域金融生态，影响信贷资源的持续供给。三是会计信息缺乏透明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制度缺乏透明度，上市公司对于关键信息如亏损原因、关联交易等，经常刻意简化，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滞后，编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监管者、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整体偏高，部分经济主体偿债能力较弱，受结构性、政策性、周期性因素综合作用，经济领域的风险正在向金融领域集中并呈现出加速暴露的趋势，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已经出现难以持续经营的迹象。二、对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建议指出，金融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传导和演变是错综复杂的，每一次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治理危机。从我国实际看，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风险形成的条件和机制也出现很大变化。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中介组织等社会各方综合施策，协同共治。党建统领，构建稳健的金融治理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和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要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四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和深刻阐述作为做好金融工作的基本遵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方向正确，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二是全面增强金融治理能力。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精神，加强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政策统筹协调作用，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的权责划分，补齐监管短板，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与评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发挥金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保持定力，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货币政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正确把握金融本质，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总量适度。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保证总体稳健，较好地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应继续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坚守币值稳定目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二是工具丰富。继续合理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创设和完善政策工具。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在有序引导银行贷款利率下行的同时，加强对负债成本管控的引导，强化对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监管，提升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三是框架健全。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好地把握风险来源，提高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平稳有度，保持适当的债务规模2015年以来，通过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支持力度的同时，初步遏制了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有效控制了重点领域信用风险。在下一阶段，应继续有序推进杠杆结构调整，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一是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进一步健全降杠杆的体制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明确激励惩戒措施，倒逼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降杠杆。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二是防止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严格遵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定位，完善“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和规范，促进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消费行为真实性的审查、提高对消费信贷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有序化解存量。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财税事权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支匹配度。动员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强化审计和问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GDP考核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四是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部分民营企业过度依赖债券融资，风险积累较多，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下一步应引导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鼓励和支持符合政策条件的民营企业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守正出新，提供多元的金融供给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平衡好社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适当降低对银行传统信贷融资的依赖，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的作用，提供长期稳定的直接资金来源。二是构建有序互补的银行体系。引导不同银行回归本源，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避免风险过度集中。政策性银行回归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兼顾商业性业务与社会责任，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回归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农村商业银行回归县域法人机构本源、专注支农小信贷主业。三是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增加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丰富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推动金融资产配置结构逐步完善。鼓励创新，培育有力的增长动能指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之变，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带来的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之变。创新是大变局中赢得主动的关键。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转型，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一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改革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减少行政介入，让市场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二是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从创新链、转化链全面发力，解决好成果转化中价值确定较难、转化手续复杂、利益分配不清的问题，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扩散。三是切实发挥科创板改革试验田功能。以培育更多科技创新企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探索完善资本市场发行、交易、退市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分类施策，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分类施策改善企业公司治理，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一是推动国有企业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将市场化债转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有机结合。加快出台转股股东权利保护的政策措施，推动实施机构积极参与转股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内部人事管理制度。二是引导中小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制度，严格区分个人与企业经营的界限，严防资产转移。加强企业自身财务约束，科学安排融资结构，规范关联交易管理，合理控制负债率和杠杆水平，减少盲目投资和过度担保行为，保持企业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和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协同发力，健全配套的保障机制一是构建安全可靠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议由国家层面牵头建设征信体系，将涉及政府、企业、监管，涵盖银行、工商、税务、法院和交易等信息整合纳入国家征信平台，保证信息的可靠性、穿透性和安全性。推动将征信体系基础数据作为公共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从源头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涵养诚实守信的社会生态。强化政府在诚信环境建设中的作用，特别要发挥地方政府协调司法、公安等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恶意逃废债等非法金融活动，依法曝光和查处企业弄虚作假、骗贷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强化判决执行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三是营造平等竞争的商业环境。“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应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企业债务重组和依法破产政策。通过制度建设破除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坚强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持经济健康发展（高校教授）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较好，但是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情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注重风险的防范。我国在近十年建设中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在经济建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经济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二，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复杂的历史阶段，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变化，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经济运行会出现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动经济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也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和化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风险。也就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艰巨繁重的新发展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要维持经济健康发展。“黑天鹅”事件，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灰犀牛”事件，则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概率大、潜伏期长、危险系数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风险点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不良资产风险等等。所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黑天鹅”与“灰犀牛”，重点就在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即由于国家宏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可能性，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等。首先，来看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经过近两年的治理，虽然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依然很大。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在美联储的带领下，全球央行重返“负利率”时代。据《金融时报》统计，仅2019年内，全球央行降息就已达到30多次。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再加上日益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长期缺失的国际协调机制，使外部的金融风险变得无比严峻。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提升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做好科学防范工作，“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其次，一定要拓展监管视野，强化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敏感性。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多，创新更快，“灰犀牛”也离我们更近，那么监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金融市场上出现的P2P失控甚至“爆炸”现象，正是由于前期监管不敏感、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才导致了金融创新异化金融乱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压力，也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对于非法集资、P2P、重点企业债务等风险，更是要逐一检视排查。此外，健全和完善监管制度，尤其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构建一个让投资者放心、让金融机构小心、让国家政府安心的监管体系。最后，我们要意识到，出现各种风险并不是孤立的、无缘的，很可能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凝聚合力，最终形成风险综合体。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更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识别、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