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一）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它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般物质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他从正面肯定了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和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促使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富裕的社会。（二）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恩格斯还谈道：“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因此，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三）列宁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及其实践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目的的思想。列宁明确指出，“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处于平等地位”，他强调“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为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列宁希望通过全俄国劳动人民的劳动、社会主义公有制，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共同富裕做好充分准备，并由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经济上：1921年，列宁领导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自由贸易；实行工资制；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政治上：1922年底，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提出，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建设的历史性任务，认为在社会主义政党中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党内要充分发挥民主。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列宁提出了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二、中国先哲关于共同富裕的设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了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理想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对共同富裕的基本设想。（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大同理想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中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对大同的理想是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孔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顿。”“”孟子针对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悲惨局面，提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制民恒产”，从解决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老子曰：“上善似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生而弗有，为而不恃，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庄子在《逍遥游》里提出了人生价值的终极指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二）洪秀全的大同理想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在分配上，天国实行以“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为特征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商品经济领域，天国取消商品流通的原则，否认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以天下田地为天下人共耕的原则，把耕田按年产量高低分为九等，按照人口分配给各户，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在政治上，肯定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原则，“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三）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康有为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争；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他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要“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生公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他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具体而言，即是农业上“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卖之”；工业上“使天下之公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上“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太平之世，人皆乐游，无有忧虑”。（四）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孙中山认为，社会大同应该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是大同主义。”“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在《革命最后一定成功》一文中，孙中山直接阐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今日既是民国，顾名思义，大家便应该知道，何以叫做民国呢？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三、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共同富裕思想直接涉及最低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成为了毛泽东等人共同富裕思想的直接来源。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他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为使我国人民早日走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一）经济上：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公而又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惟一办法”是“集体化”，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毛泽东看来，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毛泽东坚决反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年就要分化”，“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主张集体同步富裕，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那样会造成贫富分化。毛泽东对贫富分化甚为担忧，他把收入差距的有无和大小看成是公平与否的标准，把集体组织、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的优越性绝对化、夸大化，但忽视了这种优越性所依赖的生产力基础，将社会公平理想化、绝对化，乃至变成绝对平均。（二）政治上：重视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运动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重要保证。因此，他大力号召和推广进行了“ 延安整风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运动、镇压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学雷锋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批林批孔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教育引导各级干部、群众从思想政治上划清阶级界限。他深信社会主义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公平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而这正是中国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缺乏的。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常常无从发挥。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人们觉悟不高所导致的，所以他一再发动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一再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三）文化上：强调和提倡社会主义集体精神毛泽东认为，要“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有为他人服务的思想, 即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每一个成员, 一切服从组织和人民的利益，并为之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他鼓励人们应该见利思义、大公无私。1921年，他在父母去世后不久，就把自家的房屋、田产、农具等全部家产分给贫苦农民，先“共”了自己的“产”。1927年，他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在三湾改编时说到：“我们出来革命，一不为光宗耀祖；二不为升官发财；三不为养家糊口，只为天下穷人闹翻身”。革命成功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们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集体主义思想得以全面实行。在社会制度上，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不仅政治生活上平等，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平等的，维系了几千年的多妻制，被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妇女同样享有教育和劳动的权力，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原来秩序所派生的族权、神力、黑势力等一扫而光；在思想意识上，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队及全体人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社会上做好人好事的很多。这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创造了良好的人文思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