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重意蕴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循环中内需不足现象日益突出，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浪潮加剧、不确定性提高的外部环境下，国际循环的动能趋弱也可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阻碍。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明确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正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充分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对于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深入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大循环模式所依赖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同时，国内大循环不畅和内需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也将阻碍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因此亟待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是畅通起主导作用的国内大循环，通过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瓶颈，有效解决居民消费乏力和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

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以高投资高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这导致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于外部需求，同时国内居民消费较为乏力，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了一定阻碍。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4%，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显著偏低，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6.5个百分点，也分别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11.2个和19.6个百分点。按照国际经验，一国消费需求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水平较高，但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其过低的收入水平又导致消费能力有限。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畅通起主导作用的国内大循环，依托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依靠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打消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和提升消费欲望，从而可以培育壮大作为消费中坚力量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激活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大循环提供稳定持续的发展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投资是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近年来，中国面临投资效率有待提升、内生动力相对缺乏的问题，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1%，但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有1.5个百分点，表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相对偏低。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12—2022年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的均值为56.8%，2023年上半年该比重降到52.9%，表明投资的内生动力有所不足。投资效率有待提升和内生动力相对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的生产性投资相对不足。投资可分为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投入到生产和建设等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投资，其最终成果是各种生产性资产。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投入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投资，其最终成果是各种非生产性资产。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保持适当的比例，尤其是房地产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不能过高。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机制，可以为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以庞大而可持续的消费需求为抓手，引导投资更多地流入生产性部门，以合理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有效激发投资的内生增长动力。

有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塑造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传统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其实就是“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在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中承接的主要是低附加值部分。随着我国产业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不断向价值链上游延伸，与国际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不可避免地由错位互补转向正面竞争。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等低成本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中国迫切需要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完整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的要素资源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