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精神

开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全面提速、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在明显加快，这一时代背景决定了我国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以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同时促使整个社会文明建设达到新的高度。

　　然而，我国慈善事业虽然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因相关政策出台和互联网广泛应用而获得了发展，但总体相对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每年个人捐赠的款物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我国被统计的个人慈善捐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05%。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在于我国还普遍存在着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以及大量并非通过慈善组织或公益机构的个人捐赠。由于中华传统慈善与欧美式现代慈善在实践中彼此割裂，就形成了慈善事业滞后发展的局面。导致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即是尚未形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共识，进而影响到中国特色慈善运行机制与实践模式的成熟，以及慈善政策体系的完善。因此，必须以创新精神来开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这种创新应当包含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技术手段创新。

　　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理念

　　这一概念不是空洞的政治话语，更不是为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

　　一方面，历史传承的旧式慈善难以为继。近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全面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因人口的高流动性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正在加快步入数字化时代，自古以来局限于局部现实场景的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等传统慈善形态如果不加入现代元素，就很难发展壮大，甚至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欧美模式的慈善水土不服。欧美慈善标准答案包括强调募捐与服务相分离、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等，这些标准与中国人普遍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且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为特定受益人提供援助的行善逻辑并不一致。

　　联系现实，可以发现，我国的慈善组织与政府或官方几乎都存在直接或紧密关联性，是募捐与服务融为一体；而非组织化与非专业化的慈善活动也大量存在，为特定受益人服务，更易被公众所接受。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既非历史上的旧式慈善活动的传承，亦非欧美式现代慈善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注入了中华慈善文化元素，打上了现行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烙印。

　　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我国慈善事业实践经验，提炼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基本规律与共同特征，并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找准慈善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定位；进一步凝聚共识，不以传统慈善或欧美慈善的标准为答案，而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慈善新理念的引领下，走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路。

　　通过重构政社关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力量支撑的社会事业，其发展模式取决于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应当形塑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需要遵循古今中外慈善活动普遍遵循的公益、自愿原则，坚守现代慈善普遍具备的平等、法治特征；另一方面还要注入中华慈善文化并与现行制度融为一体，即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扶弱济困、弘扬公益、服务社会为底色，以促进共同富裕为最高目标追求。这种模式下的政慈关系不是相互脱节的两张皮，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部门，而是目标一致、配合联动、同向而行、相得益彰地向前发展的协同体。

　　为此，政府在适度监管、有效监管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政策与财税支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营造出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慈善组织及相关主体应当树立全局观、大局观，具备自我发展、自主运行的能力，并在奔向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下的政慈关系，应当是政府主导与慈善事业自主之间的有效协同、良性互动关系。

　　通过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实现慈善运行机制创新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既不可能简单沿用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一对一援助的老机制，也不可能简单照搬欧美慈善运行机制，而是需要将中华传统性与欧美现代性相结合，创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应当秉持开放性而不是排他性原则，既鼓励和支持组织化、专业化、为非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组织发展，也要鼓励和支持非组织化、非专业化、为特定受益人服务的慈善活动发展。立足于社区或基层的小微型慈善公益组织更应当得到关注与支持，因为它最符合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邻里互助、为特定受益人服务的中华传统慈善文化与行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