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好“六个克服”中 深度推进“第二个结合”（上）

前 言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和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界对“第二个结合”反响强烈、积极回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第二个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利于把握文化安全主动权，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交融共进。不过，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只有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克服两者结合的难度、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难解、克服两者结合面临的内外张力、克服两者结合过程的复杂艰巨、克服两者结合的人才隔阂等难题，才能有力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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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两者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属性、精神气质、逻辑体系、方法路径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显著差异，给“第二个结合”带来一定难度。

马克思主义立足近代欧洲科技进步和启蒙精神，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是全球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较为内敛，主张“内圣外王”。两者虽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 1.时代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鸦片战争失败，才使国人对科学技术重要性有痛切感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实现了从斥之为“奇技淫巧”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而“赛先生”（科学）则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先进分子的鲜明旗帜，这反映了世界进步潮流。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要求以集体实践方式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代表着欧洲科学精神的精华，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轻视和匮乏的精神食粮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有多少种分支、流派或思想体系，都注重主体心性或精神，强调内省、顿悟，过于强调伦理教化、德行修养的主动性或积极作用，具有心性智慧的特质，即“内圣外王”，缺乏区分主体客体的哲学思想，不重物我之分，忽视科学技术，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国统治者注意力总放在宗法等级及其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上，即对人的治理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服务于专制统治的道统体系，经两千多年强化后更加根深蒂固。

　李大钊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大家族制度，形成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等纲常名教和专制主义政治，“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钱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差异，结论却是：仁是心性之内核，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创造了人类文化这一长生命，仁心缔造了文化的历史向度；唯物史观着眼于“物”，见“物”不见“人”，无法彰显“人”的价值，正是因为以“唯物”眼光看待问题，导致了很多社会弊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唯物”的西方文化不适合“心物一体”的中华传统。固然，钱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流于浅表化等缺陷，但唯物主义经教条主义简化后，虽便于宣传，但扰乱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进而折损其推动民族化历程中的超越性、创造性和理想性维度，而钱穆正是基于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才进行了上述“自卫式”反击。

　事实上，真正促成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与其说是“物质”观念，还不如说是二者对“社会、革命、实践”原则的共同认同。虽然钱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与马克思本人原意（“学术”马克思主义）有出入，但不能否认，这种出入与通行版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关系。对此，一定要缩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差距，让思想文化宣传与科研、实践良性互动，从而保持高度一致，否则，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容易流于口头，导致“两张皮”，即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这启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高新科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要注重内心世界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的革新完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积极构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把握历史主动。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重视阶级斗争，反对脱离具体阶级、抽象的爱恨情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其维护的传统专制制度，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着重抹杀阶级差别的民胞物与。 2.意识形态方法论差异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宗法主义的家族伦理、纲常礼教不适应现代生活、现代社会。李大钊认为，儒学创始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现在则“残骸枯骨”。尽管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距离源头和起点越远，有些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越能凸现出来，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已把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重构，成为旧意识形态代名词，正因看到这一点，五四时期才有“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虽然提出者吴虞承认这一口号有局限，但其广为流传正说明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一度存在的巨大张力。

　钱穆认为，马克思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把人类社会分作的五种形态，不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重内省、顿悟、精神道德更胜于重物质生产，在中国只有“人文社会”，“没有此许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分别”。如果“机械地”把唯物理论搬到中国，是不合适的。无独有偶，梁漱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反对唯物史观“文化产生和发展由经济决定”，认为它抹杀了人类意志的主体性。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而是非常有洞察力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四民社会。这启示我们要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第二个结合”，需要区分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长期造福人类的永恒价值，从中打通阶级分析与传统四民社会之间的话语体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马克思主义逻辑严密，建立在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之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觉思维和大而化之，缺乏严密推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 3.架构体系有别

　中国哲学重视直觉感性体验，缺乏逻辑，直觉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主要方法。王国维认为，传统学术虽有精密实证研究，但模糊直觉居多，尤其不在抽象思辨上下功夫，因而在分类与综合两方面都有欠缺，不能发展出西方近代学术形式；而其本人非凡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善于利用《资本论》等科学方法指导学术研究。陈寅恪也深受《资本论》影响，治学中运用历史辩证法，从而成就卓著，在史学界“冠绝群伦”，但他“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在治学中很难超越自己、再攀高峰。

　同样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缺乏“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导致逻辑不发达；严复也意识到逻辑学的重要性，认为逻辑是西方学术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梁启超《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总之，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共识就是：中国传统缺乏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即缺乏形式逻辑方法等“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而这构成了“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的文化背景。这启示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逻辑学和唯物辩证法教育，以加快科技强国建设，为建设文化强国、文化自信奠定科学的思维方法论。

克服两者结合的难度

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开局良好，但还存在结合不准、开掘不深、领域不新、论证不实的问题，推动“第二个结合”从简单结合走向深度融合，还需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认为是“民本主义”，不过，有不少人把它与民主混为一谈。应当承认，民本主义含有古代人道主义“利民”等积极影响，但“民本”并非“民主”。对此，陈独秀指出：“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民本实质在于“保民为王”，至多是“为民作主”。这启示我们，要把民主与民本、民生统一起来，构建最真实的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 1.结合不准：结合点找得不准，引证事实失当

　如今的“国学热”中，都盛赞我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主张天道（自然）与人道相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启示人类在发展生产和科技时要避免生态环境破坏。但是，一些正统儒家“天人合一”论，如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人相与”与朱熹“天人一理”，导致神秘主义甚至鬼神迷信，使大多古人不能理性地看待自然界，缺乏认识自然、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从根本上是一个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巨大障碍。这启示我们，不能盲目引用古人的词汇，既要明确其最初含义，又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其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新含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就对《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信而好古，实事求是”语汇中的“实事求是”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用它对“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规律等真理”进行了概括。 2.开掘不深：分析停留在浅表层次，有的把简单引用一两句古文或某个历史文化典故当做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哲学十分关注、卓有成效，甚至把它看成中心问题，如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辩证唯物论虽谈及人生理想，但对人生、生命的重视和研讨不够，需要从天人、群己、义命、义利关系等领域中加以补充，在这方面还需吸收、继承古代中国生命哲学优势。在人学理论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方哲学中，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甚至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因此，要扩充、完善辩证唯物论中本不充分的人生观内涵，就要借鉴各派哲学的合理因素。对此，我们不应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优势视而不见或加以贬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对中华传统人文情怀继承、修正并发扬光大，以此充实、丰富、完善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克服以往“救亡优先于启蒙”客观形势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弊端。 3.领域不新：论证“结合”的领域和事例存在欠缺，有大量可以结合的领域尚有待开掘

　一段时间以来，教条主义者宣扬“哲学万能”，取消文化价值、否定传统文化、斩断中国文化血脉，这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历史虚无主义、机械决定论等挑战。这方面，张岱年的分析入木三分。在他看来，近代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科学态度，他们既“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宗教信仰式的墨守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这不利于学术进步。 4.论证不实：有的高谈阔论、大而无当，用宏大叙事代替具体分析，用整体结合代替具体结合，甚至有陷入玄学之感

　 例如，为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艾思奇等人，曾混淆辩证法、认识论与形式逻辑，从与辩证唯物论相对立的视角看待人生哲学，视之为历史的倒退，认为辩证唯物论就是中国的行动哲学、可直接指导中国实践。不过，倘若如此，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需要“中国化”了。显然，实践则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时代品格只有在民族化过程中才能彰显，这不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是以实践丰富、发展辩证唯物论，使之具体化、与时俱进。正如毛泽东同志1960年所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寄语　鉴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应批判历史，而且更应捕捉时代精神，立足鲜活实践，总结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上升为指导思想，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通过情理交融的价值传导、精准细致的思想工作、寓教于乐的引导方式，代替传统填鸭式教育、说教式灌输、命令式主导，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领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以“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为标准，促进理论武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