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再次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自然延伸。

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哲学理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的新时代集中体现，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首先是求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真正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但是，主权能力不平等，始终拷问联合国的灵魂。中国立己达人，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培育在发展、安全、文明层面的主权能力平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人们普遍认识到，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尤其呼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心声；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安全理念，重视综合施策，坚持合作之道，寻求可持续安全，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智慧；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所有国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构建路径，从生产力的角度，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解放了全球南方国家生产力，改良了全球生产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从意识形态、从塑造全球良好的政治生态的角度，全球发展倡议聚焦SDG（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补短板的问题；全球安全倡议，补漏洞的问题；全球文明倡议，改善全球化底层逻辑，要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传统文化应该成为现代化的滋养，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塑造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捍卫了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国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上升到能力平等、结果平等，既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各种各样目标，同时又超越单纯地从国家层面来看待世界事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多次写进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被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普森称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其次是存异：不同于欧洲共同体的同质性文化前提和主权让渡逻辑，更不同于美国联盟体系的依附性命运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写道：“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存在普遍的先发优势、规则锁定、路径依赖现象，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对联合国治理结构不满。这从英国脱欧、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对加入欧盟的失望，以及乌克兰的悲剧，说明了西方设计的治理结构这一普遍特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吸引到占联合国四分之三以上国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还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深信“世事变迁，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旋律，合作共赢始终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