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共服务制度化

公共服务事关民生保障，是社会矛盾的稳压器。社会矛盾是确立政府职能的决定性因素，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是不同的，因此有关政府职能的制度安排具有阶段性、回应性、政治性等特点。从法律角度来说，调整政府职能的意义在于以权利为逻辑起点，界定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责任。“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构建系统性、协调性、稳定性、规范性的公共服务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渐行渐明的 “公共服务”内涵

其一，如何界定“公共服务”的范围，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影响“公共服务”的相关因素； 其二，谁来承担“公共服务”的支出，如何划分各级政府的保障与监管责任； 其三，以什么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如何平衡不同属性的公共服务机构（公办与民办、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 上述问题涉及“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服务方式的选择，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形成，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公共财政、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明确，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具体监管措施的完善等。

由此亦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哪些事项应当纳入公共服务领域，如何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公共服务是否可以市场化、产业化，营利性法人能否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如何规范、改善公共服务的制度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解答与处理，不仅关系公共服务的组织与运行规则，而且反映着一国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实际状态。

且行且完善的制度支撑

由此，我国逐步打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一模式，形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雏形，为多元办医体制、多元办学体制等公共服务供给端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提高效率、扩大供给的基础上保障与改善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可及性、公平性，是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现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鉴于地方经济实力的差异，如何通过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确立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普遍性、可及性、公平性的关键。为此，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将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列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明确了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有关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为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与质量，通过完善分类分档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了对困难地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面向未来的规范体系

公共服务的提供，依赖于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多元供给机制的完善。但这并不意味公共服务属于策略性的危机应对产物。从整体互动的角度定位政策、法律、标准等调整工具的功能，承继过往、面向未来，实现开放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是公共服务制度化的内在要求。

须明确渐进性改革中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制度变革必然涉及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协调，因此平衡改革力度与制度稳定性尤为重要。对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构模式是通过先于立法的“行政试验”探索经验，根据实施效果调试、完善，直至成熟后上升为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法律，最终实现由点到面的铺展。这种渐进模式赋予了新制度发展试错的空间，既激发了改革动力，又避免了强烈的社会振动。相对于法律，政策具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服务的非规范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公共服务制度化的首要任务是协调改革的变动性与制度的稳定性之间的张力，保障改革过程的规范有序，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保障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利。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标准是我国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标准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作为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标准更加具体、细致，因而是法律的细化和延伸。具体到公共服务领域，最新修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对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支出责任以及牵头负责部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标准是量化各类公共服务指标，评价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程度的基本参照系，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公民的社会权利的重要保障。因此，在保持法律完整性、权威性的同时，将标准嵌入到当前制度体系之中，实现治理手段的标准化，也是公共服务制度化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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