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四个维度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精神文明的塑造上，城乡之间还存在差距。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并把“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作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提出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其中就包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从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双重意蕴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包含“城乡融合”和“精神文明建设”双重理路，如何把握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的理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城乡对立状况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业和农业发展的趋势，城乡融合必然取代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关于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也有所论述：第一，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均衡分布；第二，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逐步消灭城乡对立；第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第四，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等等。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城乡融合需要经过以下几步：城乡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经济融合，人口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人口融合，土地利用混合型和多样性的空间融合，城乡居民观念差异缩小的价值融合。城乡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需要有文化、制度层面的深度融合，才能达到融合的最终目的。

因此，城乡融合不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简单推动，而是人类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提出意味着城乡关系向高水平融合迈进，即以城乡生产、生活融合发展为前提，通过城市与乡村在精神文明建设平台、体制机制方面的融合，促进城乡文化融合与互补，最终促使城乡居民观念和认知差异逐渐缩小，社会全体成员精神风貌得到均衡发展。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自身发展不充分、内生动力不足是我国现阶段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就浙江而言，作为全国文明城市设区市全覆盖的省份，精神文明建设已进入从城区向乡村延伸、从局部向全域覆盖的新阶段。但浙江在高水平推进全域文明创建过程中，仍然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城乡之间文化发展基础有差距。城乡居民精神富有程度由于公共文化投入、本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的不同，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其次，“下沉式”供给模式带有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各地文明实践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推动高质量文化资源“下沉”乡村，但在实际操作中，供给的文化资源可能无法与乡村社会内生性需求精准衔接，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再次，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两端错位。集中表现为现有的农村文化场所利用率相对不高、文化服务不完全符合村民的口味，农村书屋的有效利用率需要进一步提高。最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利用不足和“水土流失”现象同时存在。例如，部分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民俗规范认同度降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内支撑力、对外影响力没有充分显现。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

从历史上看，我国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中华文明的根与魂不在城市而在乡村。文化名山、人文山水、古镇古村、民间艺术、地域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文化明珠，为当代浙江的发展奠定了独特根基。“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鲜活案例说明，乡村文化建设在赓续历史文脉的同时，也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因此，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点在农村，引导广大农村居民追求更有品质、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乡村振兴面临的紧迫任务。

为此，要遵循党中央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凝聚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共识。把政府主导和农村居民自发参与结合起来，构建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平台，充分调动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通过日常融入、文化自治等方式不断增强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通过广泛调研精准把脉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入文化企业等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丰富性、便利性和均等性，市场化手段破解文化产品供给滞后或不适应的难题。探索以丰富农村居民闲暇生活为主的日常性文化建设和以维护农村秩序文明为主的引领性文化建设，补齐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短板。通过持续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等重大工程和项目，采取“文旅+”“数字+”等手段，建设高水平传承展示平台，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