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牢—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现保障。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牢。回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可知，把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断发展的，是各种纽带、民族要素汇集而成的历史合力。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任何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都有具体的地理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位于亚洲东部，四周的山脉、高原、原始森林、草原、戈壁、海洋等皆为天然屏障，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独立的地理单元。内部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复杂多样，构成一个生物多样、资源丰富、自成一体的生态空间。这样的地理、生态空间为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实现交融汇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自然框架”。不同地域物产的多样性、差异性使不同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自然分工，持续进行着广泛的接触。因此，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及发展中，我国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并且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开辟区域间的交通路线，形成了支脉丰富、内联外通、绵延千年的交通网络。“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秦统一后，历朝历代接续修筑的“官道”，更是将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和生存需要天然造就了中国各民族的一体性，各民族才能不断携手利用、改造自然及战胜天灾，生生不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一盘棋的国土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战略的加快实施以及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使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内部之间的联系及一体性更加紧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推崇的政治理念。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发端于西汉、被其后历代王朝加以变通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使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不断巩固有了思想保障。从汉代起，儒家经典便不断流入少数民族社会，被许多有作为的少数民族首领学习、传扬，并且运用于实践当中，此举不仅使少数民族首领巩固了自身统治，也使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正因为如此，从东汉至清，中国历史虽然统一与分裂交替，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每一次的分裂都孕育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统一，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始终承认“大一统”和追求“大一统”。为维护和巩固“大一统”，历代王朝都重视治理民族事务，既强调“天下一统”，又强调“因俗而治”。“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等治理理念不断被后世继承和发展。从秦朝开始，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掌管民族事务的机构，如秦代的典客、唐宋时期的鸿胪寺、元朝的宣政院、清朝的理藩院；历代注重在边疆地区建立有别于中原的管理机构，进行差异化治理，如秦汉时期的“道”，唐朝的羁縻州、府，元、明、清三代在一些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历代颁行专门的法律治理民族事务，如秦朝的《属邦律》、清朝的《钦定理藩院则例》。少数民族社会也形成、实施了诸多自治制度，如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王公制度，在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各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在血与火的共同抗争中，各族人民加深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从而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伟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真正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团结起来推翻了内外敌人，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纪元。相互依赖的经济生活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生活是不同民族、跨区域社会的人们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在长城内外、“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经济生活，都为开发中华大地，发展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各民族在不同区域创造的农耕、游牧、渔猎等经济类型之间有着天然的互补性，自古以来就自发地形成了互通有无、相互依存的关系，经久不衰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等就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国家统一时期，还是在国家分裂时期，这种关系从未中断。经济上的互补性需要如同一条纽带，紧紧地把中国各民族创造的农耕、草原、海洋三大文明与创造者自身联结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本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整体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中华民族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得以重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创立了以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为根基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制度与政策体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明确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部署、要求，全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因此，由国家布局、投资的产业和现代化工厂企业不断在民族地区落地，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民族地区，由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组织动员的各类人才也持续输入民族地区。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各种工农业产品销往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东部地区和内地城市就业、创业，安家落户。这种双向互动使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助、协作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加紧密，使各民族的共同性日益增进，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更加牢固。互相吸纳的人口联系人口是民族生生不息最直接的体现。中国各民族之间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频繁地互相吸纳人口，互相融合，进而结成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民族融合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则是各民族生存所需，是民族融合发生的起点。民族融合的过程一般都伴随着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之相对应，秦汉以来的民族融合既有汉族融合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民族融合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几次民族大融合是以“汉化”为主要内容。少数民族融合汉族的情况同样贯穿于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以流迁“胡地”的汉族人口主动或被动融入当地民族为主要内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也很普遍，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新疆天山南北以及“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地带均是历史上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持续发生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民族平等团结理论与政策、制度和法律的确立及实施，历史上阻碍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制度性障碍被革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度持续推进。进入21世纪后，区域之间大规模的不同民族人口双向流迁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正在且必将使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巩固。互鉴融通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是各民族创作的；凝结着各民族的艰辛创造和高超智慧的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也是各民族建设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既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也在于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正是中华文化的内生特性，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多彩文化，也保证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汇通中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断实现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中国精神既包括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铸就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认同基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之源，不断焕发出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