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科学解答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阐明了构建“三大体系”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七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三大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总体上讲，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相比，与党和国家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以“中国”为出发点：面向中国自主的社会实践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被抛入西方化的现代进程之中。资本与国家相互媾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资本的统治逻辑，而落后民族被迫按照资本的要求和面貌来融入这个“新世界”。于是，从西方土壤中以血腥、肮脏的方式成长起来的资本逻辑，不仅在西方世界取得了绝对统治，也在世界范围内被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强加到落后国家和民族身上。于是，与资本这个“一”相适应的“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政治制度、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国际秩序、哲学范式等，被夸大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准则，制造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神话。从历史发生学来看，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是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它与资本逻辑互为表里，如附骨之疽般根深蒂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看待历史、评估落后民族国家的主导尺度，进而非历史地把西方确立为书写世界历史的出发点。　　

面对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华民族也与其他民族一样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之中。那么，被动卷入能实现现代化吗？历史已雄辩地给出了答案：绝不可能！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历史也已经雄辩地给出了解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确使现代化凸显为每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一种普遍命运，但这绝不意味着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要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本源和发展逻辑，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出发，而不是从所谓普遍的抽象原理和外在的西方模式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首先，作为生成的过程总体。“中国”作为“中国”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形而上学概念，也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总体。它在自身的运动中将“中国”的现实性展现为中国自身运动的必然性，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彰显了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如果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参照，就不可能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把握传统中国演进的自主逻辑；如果以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为参照，就不可避免地把传统中国理解为停滞的；如果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尺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殊逻辑；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自然就会得出“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如此等等。这种语境下的“中国”不过是近现代西方的“魔镜”投射出来的虚假“镜像”，是以外在标准想象出来的“中国”，而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生成之“中国”。换言之，不存在一种关于“中国”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更不能将西方的外在标准强加到中国身上。相反，只有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发现“中国”自身生成的特殊逻辑。　　

其次，作为历史和结构之总体。中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总体，必须从阶段性和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中国历史演变。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每个阶段性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核心任务与内在逻辑，进而阐明不同阶段中国社会演化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理。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从整体的高度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同样，中国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的总体，也必须从结构的量变质变规律来认识中国局部之变与整体之变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变革等综合革命来认识中国的整体演进。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历史和结构之总体，要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结构之变来认识中国之变。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即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阶段之变、结构之变和整体之变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