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实现共同富裕专题党课—— 着力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p><br><p>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的悠久灿烂文明为世界各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近代以来，为摆脱列强入侵、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不利发展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探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迈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p><br><p></p><br><p>第一章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p><br><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表明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p><br><p></p><br><p></p><br><p></p><br><p></p><br><p></p><br><p>第二章节推动城乡融合，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p><br><p>城乡融合是最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思想在发展领域的重要表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并超越单方向、单维度的城市化，建立城乡互动、交流、融合的发展格局。从溯源的角度看，城乡二元对立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路径。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以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的过程，以个体化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消费主义和极端平权主义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方社会中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基础。</p><br><p>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乡镇企业所引领的工业化带来了第一波发展高潮，发展的重点和重心都在农村。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沿海地区“世界工厂”的兴起，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向沿海工业城市，中国开始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西方不同，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外出务工人口。在世界历史上，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动多表现为单向度的人口迁移，而中国则表现为双向乃至多向的、持续的人口流动，且规模之大史无前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已达到了3.76亿人。近年来，有些学者从对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研究转向对务工人员流动“动力”的研究。一些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人员的双向流动是一种“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常态，农民外出、流动、回乡形成了复杂的家庭结构分工，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民工的流动性返乡，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通过这些流动的人群传播到乡村，而由“养育出色的孩子”这一观念所支撑的农民工，也为城市文明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农民工返乡还带来了资金的跨城乡流动，他们回乡村盖房、在县城买房，土地、劳动力与资金在城乡之间形成了持续交流的互动过程。这是由“家庭本位”的中国文化特点导致的。近年来，虽然东部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不快，但是中西部广大腹地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县城成为城市化的主战场，只是这个“主战场”是以外出人口返乡购房、结婚、陪读为主。</p><br><p>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及乡村振兴加快推进了城乡融合的发展。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及社会各界对乡村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改变了中西部广大腹地农村的基础社会和公共服务状况，这不仅使贫困农民不愁吃、不愁穿而脱贫，还为城乡融合发展真正铺好路、架好桥。在这个意义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远远超越了救济、福利的意义，而更具有发展战略的意义，这也是与西方福利思想和政策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经济社会的真正发展并不限于大城市，城乡之间尤其是县域也是充满活力的发展地带。这是共同富裕思想表现在城乡发展方面的战略意义之所在。</p><br><p>第三章节下好全国一盘棋，推进区域均衡发展</p><br><p>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具有全局意识，加大国家能力在区域间的平衡和调节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依靠加强中央政府的调节能力来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一是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利用政策因素加快实现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p><br><p>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给予各种类型的财政转移支付，以促进地区间财力均等化，这主要是通过从东部发达省份汲取更多财政收入，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支出。目前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在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平衡发展的效果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如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设计，提高其精准性也需要深入研究。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p><br><p>这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也展开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和重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我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一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仍然供给不足，尤其在“一老一小”群体，即养老、育幼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很大挑战。其次，在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中，城市和农村、职工和居民之间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很大，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的巨大差距。此外，我国当前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需要一定平衡，尤其不能陷入福利主义陷阱，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很大挑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理念与政策工具。</p><br><p>第四章节聚焦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p><br><p>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对低、中、高三大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有过明确论述，“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于低收入群体重点是“帮扶保障”，对高收入群体是“规范调节”，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但是，这一群体的发展依然面临问题。一是在人口中的比重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以中低收入者为主。从社会研究的角度入手，应该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构成变化进行深入研究。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等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人群，而其中进城农民工群体应成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重心。</p><br><p>但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依然规模庞大，对于这部分人群，除了夯实帮扶保障措施之外，社会建设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措施。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许多低收入群体家庭面对“隐形低收入”甚至“隐形贫困”问题，只有靠家庭和谐、乡风文明、社区建设和守望相助才能予以实质性帮扶。第三次分配是道德驱动的分配，包括公益慈善、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等。与第三次分配相配合的，是如何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风尚。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出“富了之后怎么办”之问，提出通过“文化自觉”实现真正与物质生活富裕匹配的精神富裕，这种精神富裕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实现真正的“美美与共”和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p><br><p>——实现共同富裕专题党课—— 着力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p><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