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问答之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员学习党课——</p><br><p>目录</p><br><p>《第一部分》党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p><br><p>《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p><br><p>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党在付出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八七会议是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继南昌起义后，党领导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p><br><p>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首先来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一是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二是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三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四是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五是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p><br><p>毛泽东同志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革命道路。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的最重要因素。</p><br><p>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逐步赢得胜利的。这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它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p><br><p>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明党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p><br><p>《第二部分》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p><br><p>“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p><br><p>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到这时，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几乎陷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由此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p><br><p>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p><br><p>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之后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p><br><p>《第三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是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p><br><p>“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p><br><p>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在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把“党的建设”问题列为专门一章。这个时期，在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的建设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p><br><p>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要搞好自身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历艰辛的探索历程。大革命失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指导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p><br><p>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0年，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紧紧依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p><br><p>作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创造，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p><br><p>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会议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p><br><p>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党在这个时期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的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p><br><p>面对着即将取得的全国性胜利，面对着党的建设的崭新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指出，将来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治乱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两个务必”思想，始终激励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p><br><p>《第四部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贡献是什么？</p><br><p>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决议》指出：</p><br><p>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指出了历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使党的高级干部分清了政治路线是非。</p><br><p>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党的七大即将召开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p><br><p>《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指出党在奋斗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从而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p><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