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的思想遇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以其深刻洞察力和理论前瞻性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恰恰在于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坚守，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中，能够始终扎根中国的社会现实，扎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引致的危机和灾难在20世纪已临近承受极限，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道路成为世界人民迫切的理论和实践诉求。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以其深刻洞察力和理论前瞻性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自信。

从西方现代文明思想中“破茧”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力最初是英国版本的，培根的科幻乌托邦“新大西岛”到亚当·斯密的市场至上主义，创造了一种“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相遇方式。黑格尔首先站在哲学的理论高度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出的英国版本的现代文明展开激烈批判，并给出了现代文明的德国版本。

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出发来阐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观的。在变化了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批判并超越了黑格尔“自由来到世间”的叙事模式，将遮蔽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上的理性和自由幻象撕裂，从“资本来到世间”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提出了现代文明另一种可能的新道路。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揭露了其非理性、反伦理、反生命、反自然、反生态及“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罪恶本质及其形成过程，提出了经由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出现代文明的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必然性、必要性。随着现代性的充分展开，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愈发成熟与稳健，他深知在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支撑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了极强自我续命能力和自我持存能力，表现为其经济积累模式将依托于技术进步而不断更新以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将逐渐变得更为隐蔽且具有极强的致幻性。马克思后期的主要论著都是从这两个维度全面展开的。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启示和警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但是，由于资本的逻辑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导和内驱力，在西方世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仅被停留在理论反思的层面，徘徊在资本征服世界的上空凝视着资本之恶，止步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中，无处落地扎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新激活和落地生根需要一种与支配和征服完全不同的文明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内含的“和”“合”思想和“天人合一”学说恰恰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所勾勒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关系有内在契合性和融通性，由此，二者在现代文明的历史境遇中相互激活，合力开出了一条人类文明的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高度

1840年，资本的支配和征服世界的绝对权力将本就危机四伏的中国“打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从此，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就处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普遍历史性命运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彻底的存在论革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证了现代文明的另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马克思探索现代文明另一种可能性的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的时代，是积贫积弱的德国被“拖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也是中国被“打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这决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世界意义与中国在屈辱中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内在关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仿转向了对与之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进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进程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活，共同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首次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报告精准而凝练的表述彰显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高度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