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讲稿：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习近平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近平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从理论上思考，习近平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近平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从现实层面，习近平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习近平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