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特区精神

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40多年来，特区人披荆斩棘，拼搏奋斗，在“杀出一条血路”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特区精神。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科学概括了特区精神的深刻内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孕育形成

　　特区精神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鲜明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革”十年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在深圳和香港各有一个罗芳村隔河相望，1978年深圳罗芳村村民年收入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万港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大概相当于2.04万元人民币，反映了改革开放前两地的巨大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但改革开放究竟如何推进？需要先行先试。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背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创造出全国无数个“第一”。首次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率先发行股票、首次取消票证、成立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些“第一”彰显了经济特区的丰富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特区精神，具有厚重的实践属性。

　　深厚的理论渊源。特区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时代结晶，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因。特区精神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1981年厦门从金融体制改革入手，在全国率先探索举外债搞基建，修建了高崎国际机场。1988年厦门机场又率先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实施企业化经营，扩大企业自主权。特区精神源于特区群众的伟大创造，是特区群众主观能动性的生动演绎。特区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智慧，在实践中探索规律，运用规律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也铸就了特区精神创新性和包容性等重要特质。

　　强大的文化基因。精神的产生离不开特有的文化土壤。首先，特区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改革文化，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务实之风。其次，广东、福建和海南三地独特的文化底蕴对特区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多元务实的岭南文化、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开放包容的海南文化都深深地刻在特区精神中。再次，特区精神承载着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具有接续性和完整性，决定了产生于不同时期的革命精神具有承继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出现的频率极高。特区精神蕴含着这些鲜明的遗传基因和精神密码，传承和弘扬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基本内涵

　　在经济特区建设历史上，特区人牢记初心使命，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交出了一份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单，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

　　敢闯敢试。敢闯敢试是特区精神的内核，其核心是“闯”。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敢试就是要勇于破除旧观念、旧体制的藩篱和条条框框的约束，敢于触碰“禁区”和“盲区”。1979年7月8日，蛇口填海建港的炮声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深圳特区建设的序幕。当时招商局需要打电话与外商联系，按照规定需要到广州，打个电话就要耗费一天时间。招商局提出自办微波通讯，却被痛斥为“胆大包天”之举。对新生事物作出判断，往往会伴随着各种非议。经济特区探索一条新路子，思想观念的束缚是最大的障碍。敢闯敢试蕴含着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胆魄和“杀出一条血路”的拓荒精神，由此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使经济特区“闯”出了一番新天地。“闯”的背后，也体现了勇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1978年4月，年已65岁的习仲勋同志恢复组织生活后即被中央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面对“鱼米之乡没有鱼吃”的境地，习仲勋同志提出“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彰显了敢于担当、敢闯敢干的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