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术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的活的灵魂，“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深刻阐明：“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今天，中西文化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就会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涵化”。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创造新文化的来源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我们要以文化自信彰显百余年来在苦难辉煌中汇聚的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