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光辉历程

同志们：

今天和大家一起上一堂党课，我的党课主题是：党的光辉历程。党课分为三个部分：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二、我党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三、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感受党的伟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因此在重重阻力之下，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黑暗统治下应运而生。

我们党也有三个艰难的时期：一是1920年—1935年；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1920年—1935年：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