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两个结合”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党课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要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结合”这一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根本遵循，在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提出“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在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两个结合”内容两次写进了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第一处，是在总结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经验的时候，明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二处，是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坚持理论创新”这一历史经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历史决议作说明，论述党中央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要求时，指出要“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对“两个结合”的内涵和要求作了精辟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还有许多论述，就以这五次论述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两个结合”，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理论创新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二是对新时代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毫无疑问，提出“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重点强调的是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他也指出要承继中国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联结在一起、同时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提出“两个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庄严历史责任。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真正懂得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从根本上说，就要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必由之路”强调的是“两个结合”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理论创新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从幼年到逐步成熟的历史经验时，紧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即党和党的干部能否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作统一的理解，来判断中国共产党成熟与否。可见，能否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问题，和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那么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仅是因为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而且是因为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下，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成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又要立足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也就是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苏联共产党指导，又不能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要重视实践，也不能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而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于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的问题，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工作指导中凸显了出来。为此，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